三、荆棘丛中的玫瑰

因生活困难，我要到山上去挖柴头（别人砍树留下埋在土里的树头），挑到市场上去卖。又经常将木碳挑到离我家35里路的华城镇去卖，家里有二个小孩要照顾，虽有一个老母亲，可是已经分家，不在一起居住，真是苦不堪言。我实在经受不起，就默默的向主祷告：“主啊，祢说‘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祢知道我实在须要一个配偶帮助我，求祢赐给我一个主内姊妹作我的妻子。”我祷告了三年，只暗中默默的祷告，不敢让人知道，怕人讥笑。因为以我的这样的条件，想娶妻子实在是‘异想天开’。

当时邓文清弟兄在兴宁高华路周咏仪姊妹的家里带领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四个年轻人是受到重点培养的：华城的黄叨恩，龙川的罗斯硕，焦岭的曹绍庆和我。（黄叨恩、罗斯硕弟兄已故，曹绍庆还在，跑到三自会去了）。

黄叨恩弟兄住在华城镇，离我家35里。他也很困难，靠着他妻子在医院里的一份工资养活着几个小孩。但叨恩弟兄很有爱心，我挑木碳到他那里去卖，经常到他家里，他须要木碳时就按价向我买，我当天卖不出时就寄放在他家里，等第二次再一起卖。

他有一个妹妹，名叫黄明慧；敬畏神、贤淑、端庄，未出嫁时已经蒙恩得救。她的丈夫罗匡民是兴宁龙田人，坪塘神学院毕业，毕 业后被派往宝安观澜传道，同妻子黄明慧生下一个女儿。后来罗匡民不幸生病逝世，观澜的弟兄姊妹挽留明慧姊妹不要离开观澜，答应会照顾她，只是叨恩弟兄不放 心她一个人住在观澜，就将她接回，在外家居住。当我在他们家里与叨恩弟兄交通时，她常坐在旁边静静的听。后来因为要照顾她的翁姑，回到龙田，在那里开了一 间车衣店，名为‘新人车衣店’。

有一次道恩弟兄挽留我在他家里住宿，我也想与弟兄交通一些属灵的事，就留下来了。晚上他对我说：“弟兄你年少失妻，弟兄姊妹都对你有负担，为你祷告，看来你要娶妻也很难了，不如我的妹妹好了。”

我听后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条件，地主阶级，住牛栏，砍柴卖碳，又有家庭负累的人，根本不敢想像黄明慧姊妹这样的女子能嫁 给我，心里若是想一想，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叨恩弟兄对我说：“你不要怕，我这样对你说是预先已经征求得我妹妹同意 的；明天我就与你一起去龙田见她。”

我还是很为难，因为我是穿着脏衣、草鞋的挑夫，怎能这样去相亲？叨恩弟兄对我说：“穿我的中山装，鞋是旧了一点，你就将就着穿吧！”

叨恩弟兄租了一架单车，载着我去到龙田。明慧姊妹见到我们二人显得很高兴说：“今天早上我本来买了一些肉，够我们两母女吃的，后来有一个卖鱼的来了，说他的鱼怎么好，又勉强我买了一条鱼；原来是主带领二位弟兄来了，是主为你们预备的。”说着她放下车衣工作就给我们做饭。

吃过饭后，我们三个坐着一起说话，都是谈属灵的事。后来叨恩弟兄藉故离开，让我同明慧姊妹独处在一起。我心中发慌，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开口：“明慧姊妹，你哥哥对我说的事，我知道了，我感谢主耶稣，也深深的感谢您；只是依我的条件却万万不敢当，……”

明慧姊妹对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实实在在，只要你决定个时间，我就搬到五华你的家里去。”

我去到兴宁高华路周咏仪姊妹的家里，找到我的表哥邓文清弟兄，将这事告诉他。他很高兴，说：“很好，明慧姊妹很爱主，她每 个主日都跑二十里路来参加聚会。”说着他拿出信封、信纸，写信给我在香港的弟弟张曹，请他帮助我（其实那时寄香港的信是很难收到的）。又对我说：“我这里 只有30多元奉献款，全部给你拿去用吧。今天是九月二十三号，再过七天是国庆节，大家有假期，我们就到你家去，我为你们证婚。”

婚后，明慧姊妹对我说，她常听我与叨恩弟兄交通，我写给她哥哥的信，她也偷偷的拿来看。她向主祷告：“主啊！祢造我作一个女人，我要帮助男人；我没有守独身的恩赐，我希望能嫁张伟胜弟兄。只是我要求个印证，要由我的哥哥提出来，要由教会的长者为我证婚。”结果神完全听了她的祷告。

我回到家里跟我的秋兰姐姐说起这事（我的姐姐也因地主阶级的缘故早已从上海回到家乡），她听了也很高兴。

我说：“明慧姊妹一来，邓文清弟兄和他的同工们一齐来，我只有一间房，无法接待，怎么办呢？”她说：“就来我家里，弟兄姊妹互相帮助，分开接待。”

我和明慧姊妹一起到当时的乡政府去登记，乡政府的人看见我这个地主崽带着一个时尚的女子去登记，大惑不解，问她：“你要跟谁登记结婚？”她指着我说：“就是这个张伟胜。”

负责登记的人对她说：“我们国家的政策是婚姻自由，不管是什么阶级出身；只是你要了解清楚，不然的话，我们给你登记了，以后你又要离婚，一来我们麻烦，二来你的名声也不好。”

明慧姊妹说：“我都清楚的了，只请你按照政策给我们办。”于是签名、按手指模，验明正身，一式二份的领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厚厚的二张牛皮纸写的，时为1957年9月30日。

“亚伯拉罕的神，呼无为有、使死人复活的主！祢为爱祢的人所预备的实在是我们心里连想都没有想过的。祢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祢，为的是要我们在祢里面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祢虽然领着我走这条荆棘满途的路，却也在这荆棘丛中给我预备了艳丽的玫瑰，主啊！我满心感谢祢！”

10月1日结婚那天办了个‘爱筵’，弟兄姊妹有的拿来蚕豆，有的拿来咸菜，我是什么都没有，享受白白的恩典。

邓文清弟兄为我们证婚，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坐了三桌。二十多个弟兄姊妹却来自五华、河源、兴宁、梅县、龙川等五个县，奇妙的恩典，奇妙的聚会！

证婚时唱：“是爱的神作我牧人，……”那首诗歌，我永远记得。

四、血泪斑斑十架路

我 与明慧姊妹结婚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我的妻子对我说“照形势看，你会坐牢，只是你可以放心，不要顾虑，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不会离弃你的。神要造就 你，你坐牢可以唱‘我是一只关在笼中小鸟’的诗歌；你只要思念主也思念我就行了。”于是她教会了我唱盖恩夫人写的那首被囚歌：

1、“我是一只关在笼中小鸟，
远离青葱花草佳美田郊，
为祢被囚我心何等高兴，
终日向祢吐露柔情。

2、祢爱捆绑我的浪漫翅膀，
俯首细听我的幽静歌唱，
甜美的爱激励何等深沉，
甘作囚奴不愿高飞远遁。

3、谁能识透此中铁窗风味，
因神旨意竟变祝福恩惠，
哦主，我爱祢所定的道路，
愿万有向祢赞美到永古。”

1958年我第一次被抓坐牢，罪名是：反动匪道门头头，反革命；判刑10年。坐了五年，刘少奇上台，于1962年获释。

（编者按：说伟胜弟兄是‘反动匪道门’头头，是因他是属地方教 会的，被人称为‘小群派’。地方教会是由倪析声弟兄等人带领出来的，中国基督徒的独立教会。主张要严格遵照圣经的教训，教会应以地方为范围，一个地方只有 一个基督教会，不应该分门别类，主张信徒要从各宗派中出来。保守的宗派说他们拉走本教会的信徒，是‘偷羊’，政府因为他们不肯在信仰的原则上让步，视他们 为执行各种政策的障碍。文化大革命，公、检、法都受冲击瘫痪时，龙川县的一个保卫组副组长罗运元，在负责抓捕基督徒坐牢时，因他也许觉得曾恩贞老姊妹已经 年纪老迈，告诉她也无妨，曾对她说：“上面布置，要把你们这班人一网打尽。”伟胜弟兄是地主阶级，本来就是‘阶级敌人’，因而受打击总是首当其冲。 1958年也是王明道、林献羔、谢模善等弟兄被抓捕坐牢的时间。）

获释后受管制，每有政治运动，我都会被抓去，被关几十天或几个月不定，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也记不住了，只计算过，前后我一共坐牢二十一年。

1966年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重的，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刚开始几年明慧时时会给我寄信、寄钱、寄物，后来好长时间都收不到她的信、物了。我写信问我秋兰姐，她回信说：“明慧已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要顺服在上者就有美福在后，不要担心。”一连几次她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几年，我患淋巴结核、肺结核住在监狱的医院里，心中阵阵悲怆，特别思念亲人，写信给我姐：“我想明慧已经死了，你不要瞒住我。”姐姐这才对我说实话：“是的，明慧四年前已经回到主耶稣那里去了。”

我虽然早有预感，可接信后还是犹如五雷轰顶，心中淌血，泪如泉涌。写了一篇《续弦歌》悼念我的爱妻。她教我唱的‘被囚歌’，直到现在，我一唱还满眶热泪。

“我的主，祢知道我的深重苦难，祢为何站在远处？祢为何掩面不顾？……求祢记念我的妻子为祢的名所付上的一切代价，求祢接她在祢的怀里，擦干她的一切眼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捕后被关在五华县城水寨看守所，先在单人监仓，只有一张床和放马（便）桶的地方。床是钉死的，因怕有人会自杀。我被关了二个月以后，站都站不起来了。后来就将我关在一个大监仓中，大监仓约有30多平方公尺，也是只关着我一个。

大监仓可以走动，我每天上午就祷告，我记得四十多个聚会点的600多个弟兄姊妹的名字，天天提名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有时感觉很累，就对主说：“主啊！祢知道我很累，我的祷告就照昨天的，我不重复了。”可是不行，里面感觉不安，我还是天天要提名为弟兄姊妹祷告。

下午我就学习讲道，对着空无一人的监房大声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 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看守所是听声不见 人的地方，旁边监仓的人都以为我是疯了。

在看守所半年后，我被判刑20年，没有开庭，连判决书都没有就判下来了。

法官在审问我时，主要说我犯了三宗罪：

第一、因我写过一句《圣经》中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法官就说：“世人就包括一切人，试问毛主席是不是世人？”我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当然也是世人。”他就说：“这就够了，你胆敢说毛主席也犯了罪，这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我没有攻击过领袖，可是法官却能按照我的信仰来推理，推理出我的罪来了。我当时幼稚，被法官这样一上纲上线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感到冤屈。

我想起古代有‘莫须有’的罪，原来今天也有。诚哉！日光之下无新事。

（编者评：从1957年反右运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左’风盛行，认为‘左’就是革命，越左越革 命。抓住一句话就可以作原则的推理，这叫做‘上纲上线’，或‘无限上纲’定人的罪。文化大革命曾出台过《加强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林彪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因着这样的定罪曾造成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法官上纲上线，就是将一句《圣经》的话，往《加强公安六条》的线上拉。

对基督徒传福音，经常会听到政府的官员指责：‘宪法规定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你可以心里信，可是你不能传。’其实，国家的宪 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本不是承认‘心里信’的宗教信仰的‘存在’，因为‘存在’是客观的，不需要立法来承认他的存在，只有主 观唯心主义者才会以主观去否定客观存在的。正如宪法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不是承认‘人身’的存在，而是承认‘人身’在没有法律禁止的范畴中，有他活动 的自由，他可以按自己须要决定要吃饭、睡觉、探亲访友或上街购物，……。‘宗教信仰自由’实在是指按照宗教各自的经典，在不妨碍其他公民自由的条件下，宗 教有信仰‘活动’的自由，如基督徒的传福音、祷告、读经、敬拜等等。

在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不是基督徒犯了法，而是执法的人自己犯了法，将许多传福音基督徒定了罪，定了基督徒按 照《圣经》的教义，进行宗教活动的罪。判张伟胜弟兄罪的法官则更甚，不是定他‘活动’的罪，竟然从他所信仰的《圣经》的一句话中，将他的罪推论出来了，竟 是定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存在’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被他具体的彻底践踏、推翻了。）

二、说我抄写、投寄、传播反动‘爱倾’。1958年后，因政治运动不断，兴宁高华路周咏仪 姊妹家里的聚会被迫停止，邓文清弟兄回到河源监口他的家里，改为用文字工作的办法辅导各地的弟兄姊妹，为此他写了许多给各地弟兄姊妹的书信，名为‘爱 倾’，意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爱的倾谈。那是在主里交通我们信仰的真理，不涉及政治问题。因需要的弟兄姊妹多，我就点着煤油灯转抄了不少‘爱倾’书信，寄往 国内，也有的寄往香港给我的表姊。可是写的人邓文清弟兄那时都没有被定罪，我一个转抄的人却被定了罪。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邓文清弟兄也被判罪了，可是他 1979年4月就获得了平反释放，证明他写‘爱倾’无罪，可是我到1979年冬还得不着平反，最后只说我有病，以‘保外就医’的名才释放了我。

三、说我写信给香港、海外的亲友，里通国外。我在香港、海外是有弟弟、表姊、姐夫等亲人；在粮食极端困难时，也曾写信给他 们，希望他们能帮帮我和其他弟兄姊妹。我的亲友没有一个是从政的；我在与亲友的通信中也从来没有泄露过国家机密，我这样一个管制分子，也无从得到什么国家 机密。可法官说：“将粮食困难写信告诉国外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编者评：饿死也不能说，否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欲哭无泪！）

1977年后，改革开放，五华县统战部已经将我的亲友当成贵宾，邀请他们回乡参加家乡建设了，可是我还因着与亲友通信的罪被关在监狱里。

我感到实在是冤，1979年冬我获得保外就医出监后，曾经写了一份申诉，标题是：“千古奇冤，不平则鸣”，复印了很多份，想寄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大公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等各个全国有名的宣传机构去，要求为我平反冤案。

这时我的一个表哥，在汕头的孙孔典弟兄来到我家，对我说：“基督徒不要自己申冤，因为神是申冤施报的神，我们要让神来报 应。基督徒为着主的名受诬陷、受逼迫是有福的，在天上有赏赐，如果人给你平反了，你得着了人的赏赐，就会失去在天上的赏赐。”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就含着眼 泪将我复印好的申诉书都烧掉了，我一边烧，一边唱：“当我与主同行，……”那首诗歌。这是后话。

判刑后，我就被送到梅县广东省第三监狱，三年后被调到粤北地区的乐昌县广东省第五监狱。

我被判刑虽然感到非常冤屈，可后来知道这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保存了我的生命。1968年一个认识的人张铭尊，也被判刑送至第三监狱，他一见到我就说：“恭喜你，张伟胜！”

我说：“坐冤枉监，还有何喜可言？”

他说：“你家乡那些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都被群众用木棍、锄头打死了。像你张伟胜的身世，反动、地主、恶霸三位一体，若不是进到监狱里来了，不被打死才怪呢。”

我说：“是真的吗？是你亲眼所见吗？……，怎么个打法？”

他说：“亲眼所见，你见过蛤崽产卵吗？”（蛤崽，一种体型如指头大小的蛙类）

我说：“怎么像蛤崽产卵？”

他 说：“外面搞群众专政，开斗争大会，有人高声呼喊：‘某某某阶级敌人，要不要打死他？’群众一齐高呼：‘打死他！打死他！’有人就用木棍、锄头之类的凶器 对着他的头打下去，被打的人倒下去，没有立刻死，手、脚抽搐乱战，就如蛤崽产卵那样；打的人看他还没有死，就再加乱棍、乱棒，如擂战鼓那样，直到打死为 止。”

后来我知道，大布坪的张荣光弟兄，徐惠玉姊妹的丈夫，我的堂叔的一家五口就是那样被打死了。家乡的红卫兵造反派也确曾到监狱来要求将我带回去实行群众专政，只是监狱不答应，说该犯人已按政策、法律判刑劳改。

“救主耶稣基督，我感谢祢！我曾因为受冤屈而怀疑祢，现在我知道实实在在，祢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祢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像天高过地一样。原来一切都掌管在祢的手中，我所受到的一切无理对待，原来是祢的保守，出乎祢的美意！”

我被调到在乐昌的第五监狱之后，每天八小时种菜，吃不饱，很是辛苦。犯人吃饭有个秘诀：一盆饭界为四块，一口一块，不要嚼 就吞下去，这样可以消化得慢点，少忍受些饥饿之苦。在监狱中吃饭不能在外面那样祷告谢饭，我在厨房领饭，领到饭后要上几级台阶到饭厅，上台阶时我就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祢……。”狼吞虎咽，不要几分钟饭就不见了。

犯人在饥饿时，看见有嫩的菜心，就摘下来往肚里吞；有飞来的虫、蚱蜢，有地下爬来的四脚蛇，抓到了马上点火烧了就吃——那是犯人最好的肉食了。我若抓到了一条四脚蛇，就感谢神，感觉像是以利亚那样得着供应了。

在监狱中卫生却搞得相当整齐清洁，犯人每早晨要将被子叠得端端正正，四个角整整齐齐像一个豆腐块那样，被子上面要端端正正摆上一本毛主席语录本。晚饭后集合点名，然后是分组学习毛泽东光辉思想二个小时，天天如此，弄得人疲惫不堪，不胜其烦。

毛主席语录本一定要保管好，尤其是里面首页的毛主席相，稍有污损就会被指为破坏。犯人中常有人要立功赎罪，陷害别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别人的语录本中的毛主席相弄坏。犯人们害怕被陷害，每次做工回来，首先是检查，看看自己的语录本有没有被弄坏。

有一次，我回到监仓，拿起我的‘毛主席语录本’一看，不得了，毛主席像的脖子处被指甲划了一道很明显的痕，像割颈一样的深痕。

我马上拿到中队部去报告队长，有人破坏我的语录本中的毛主席像。中队部不容分说，认定我这个阶级敌人是对党，对毛主席极端仇恨的，没有别人，就是我自己搞的破坏；于是就将我关在‘禁闭仓’中。

‘禁闭仓’是监中之监，每仓只关一个人，总共不到二平方米空间，只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一个供犯人盛大小便的马桶；不准挂蚊帐，一来为方便看守的人在小窗口中监视，二来怕犯人把蚊帐撕成条子自杀。

那时正当夏天，乐昌地处内陆，夏天气温很高。禁闭仓是水坭楼，上面没有隔热层，在炎阳曝晒下，人在里面好像在烤箱中一样，被烤得直冒汗。蚊蝇又多，马桶中的粪便很快便长了蛆虫，从马桶中爬出来，到处爬，甚至爬到我的身上来。

我想到圣经上说，‘在火湖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怎么我还没有死，虫就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的呀！于是我每天就将爬到卧处和身上的蛆虫捉起来往外丢，丢在外面给太阳晒死，而送囚饭的管理人员又骂我不重视卫生。

我感到穷途末路，灰心绝望，实在难以忍受，就想自杀。我想我就是自杀了，主耶稣也会接我回天家，因为我确实信了主，清楚得救，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将衣服都脱光，把裤子撕成布条子抽自己的脖子，抽紧了再打个死结。我昏过去了。可是不知道怎的，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又醒过来了，摸摸那死结，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松开了。“我的主，祢为什么不让我回到祢那里去？”

仍是我一个人独自被关在禁闭仓里，晚上蚊子成群；那蚊子是山蚊，体型特别大。饥饿的蚊子在我全身上叮，甚至往我耳朵、鼻子里钻，叮得我根本无法安静片时，我就祷告主：“主啊！我要死，祢又不让我死；祢既不让我死，就求祢给我活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祢掩着狮子的口，不让狮子咬他，现在也求祢行在但以理身上的神迹也行在我身上，命蚊子不要叮我。”我祷告完了，蚊子真的就不叮我了，只‘蚊、蚊、蚊！’‘蚊、蚊、蚊！’的，好像催眠曲那样唱歌给我听。

我在禁闭仓被关了七十天，干部查不到是谁干的，又把我放了出来，继续坐大牢，做工劳动。

以列人被掳七十年后回国建殿，我七十天出禁闭仓，莫非也有一个定数么？我凡事总是往《圣经》里想，“昼夜思念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我想起我姐姐每次写信给我都说：“美福在后”。我心里就喜乐平安，满有膏油滋润我心；阿利路亚，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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