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荊棘叢中的玫瑰

因生活困難，我要到山上去挖柴頭（別人砍樹留下埋在土裡的樹頭），挑到市場上去賣。又經常將木碳挑到離我家35里路的華城鎮去賣，家裡有二個小孩要照顧，雖有一個老母親，可是已經分家，不在一起居住，真是苦不堪言。我實在經受不起，就默默的向主禱告：「主啊，祢說『那人獨居不好』，就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祢知道我實在須要一個配偶幫助我，求祢賜給我一個主內姊妹作我的妻子。」我禱告了三年，只暗中默默的禱告，不敢讓人知道，怕人譏笑。因為以我的這樣的條件，想娶妻子實在是『異想天開』。

當時鄧文清弟兄在興寧高華路周詠儀姊妹的家裡帶領聚會，參加聚會的有四個年輕人是受到重點培養的：華城的黃叨恩，龍川的羅斯碩，焦嶺的曹紹慶和我。（黃叨恩、羅斯碩弟兄已故，曹紹慶還在，跑到三自會去了）。

黃叨恩弟兄住在華城鎮，離我家35里。他也很困難，靠著他妻子在醫院裡的一份工資養活著幾個小孩。但叨恩弟兄很有愛心，我挑木碳到他那裡去賣，經常到他家裡，他須要木碳時就按價向我買，我當天賣不出時就寄放在他家裡，等第二次再一起賣。

他有一個妹妹，名叫黃明慧；敬畏神、賢淑、端莊，未出嫁時已經蒙恩得救。她的丈夫羅匡民是興寧龍田人，坪塘神學院畢業，畢業後被派往寶安觀瀾傳道，同妻子黃明慧生下一個女兒。後來羅匡民不幸生病逝世，觀瀾的弟兄姊妹挽留明慧姊妹不要離開觀瀾，答應會照顧她，只是叨恩弟兄不放心她一個人住在觀瀾，就將她接回，在外家居住。當我在他們家裡與叨恩弟兄交通時，她常坐在旁邊靜靜的聽。後來因為要照顧她的翁姑，回到龍田，在那裡開了一間車衣店，名為『新人車衣店』。

有一次道恩弟兄挽留我在他家裡住宿，我也想與弟兄交通一些屬靈的事，就留下來了。晚上他對我說：「弟兄你年少失妻，弟兄姊妹都對你有負擔，為你禱告，看來你要娶妻也很難了，不如我的妹妹好了。」

我聽後不敢相信，像我這樣的條件，地主階級，住牛欄，砍柴賣碳，又有家庭負累的人，根本不敢想像黃明慧姊妹這樣的女子能嫁給我，心裡若是想一想，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叨恩弟兄對我說：「你不要怕，我這樣對你說是預先已經徵求得我妹妹同意的；明天我就與你一起去龍田見她。」

我還是很為難，因為我是穿著髒衣、草鞋的挑夫，怎能這樣去相親？叨恩弟兄對我說：「穿我的中山裝，鞋是舊了一點，你就將就著穿吧！」

叨恩弟兄租了一架單車，載著我去到龍田。明慧姊妹見到我們二人顯得很高興說：「今天早上我本來買了一些肉，夠我們兩母女吃的，後來有一個賣魚的來了，說他的魚怎麼好，又勉強我買了一條魚；原來是主帶領二位弟兄來了，是主為你們預備的。」說著她放下車衣工作就給我們做飯。

吃過飯後，我們三個坐著一起說話，都是談屬靈的事。後來叨恩弟兄藉故離開，讓我同明慧姊妹獨處在一起。我心中發慌，不知說什麼好，沉默了一段時間，我不得不開口：「明慧姊妹，你哥哥對我說的事，我知道了，我感謝主耶穌，也深深的感謝您；只是依我的條件卻萬萬不敢當，……」

明慧姊妹對我說：「你什麼都不要說了，我們都是信耶穌的，實實在在，只要你決定個時間，我就搬到五華你的家裡去。」

我去到興寧高華路周詠儀姊妹的家裡，找到我的表哥鄧文清弟兄，將這事告訴他。他很高興，說：「很好，明慧姊妹很愛主，她每個主日都跑二十里路來參加聚會。」說著他拿出信封、信紙，寫信給我在香港的弟弟張曹，請他幫助我（其實那時寄香港的信是很難收到的）。又對我說：「我這裡只有30多元奉獻款，全部給你拿去用吧。今天是九月二十三號，再過七天是國慶節，大家有假期，我們就到你家去，我為你們證婚。」

婚後，明慧姊妹對我說，她常聽我與叨恩弟兄交通，我寫給她哥哥的信，她也偷偷的拿來看。她向主禱告：「主啊！祢造我作一個女人，我要幫助男人；我沒有守獨身的恩賜，我希望能嫁張偉勝弟兄。只是我要求個印證，要由我的哥哥提出來，要由教會的長者為我證婚。」結果神完全聽了她的禱告。

我回到家裡跟我的秋蘭姐姐說起這事（我的姐姐也因地主階級的緣故早已從上海回到家鄉），她聽了也很高興。

我說：「明慧姊妹一來，鄧文清弟兄和他的同工們一齊來，我只有一間房，無法接待，怎麼辦呢？」她說：「就來我家裡，弟兄姊妹互相幫助，分開接待。」

我和明慧姊妹一起到當時的鄉政府去登記，鄉政府的人看見我這個地主崽帶著一個時尚的女子去登記，大惑不解，問她：「你要跟誰登記結婚？」她指著我說：「就是這個張偉勝。」

負責登記的人對她說：「我們國家的政策是婚姻自由，不管是什麼階級出身；只是你要瞭解清楚，不然的話，我們給你登記了，以後你又要離婚，一來我們麻煩，二來你的名聲也不好。」

明慧姊妹說：「我都清楚的了，只請你按照政策給我們辦。」於是簽名、按手指模，驗明正身，一式二份的領了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結婚證』，厚厚的二張牛皮紙寫的，時為1957年9月30日。

「亞伯拉罕的神，呼無為有、使死人復活的主！祢為愛祢的人所預備的實在是我們心裡連想都沒有想過的。祢要我們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祢，為的是要我們在祢裡面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祢雖然領著我走這條荊棘滿途的路，卻也在這荊棘叢中給我預備了艷麗的玫瑰，主啊！我滿心感謝祢！」

10月1日結婚那天辦了個『愛筵』，弟兄姊妹有的拿來蠶豆，有的拿來鹹菜，我是什麼都沒有，享受白白的恩典。

鄧文清弟兄為我們證婚，參加婚禮的人不多，只坐了三桌。二十多個弟兄姊妹卻來自五華、河源、興寧、梅縣、龍川等五個縣，奇妙的恩典，奇妙的聚會！

證婚時唱：「是愛的神作我牧人，……」那首詩歌，我永遠記得。

四、血淚斑斑十架路

我 與明慧姊妹結婚後，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我的妻子對我說「照形勢看，你會坐牢，只是你可以放心，不要顧慮，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我不會離棄你的。神要造就你，你坐牢可以唱『我是一隻關在籠中小鳥』的詩歌；你只要思念主也思念我就行了。」於是她教會了我唱蓋恩夫人寫的那首被囚歌：

1、「我是一隻關在籠中小鳥，
遠離青蔥花草佳美田郊，
為祢被囚我心何等高興，
終日向祢吐露柔情。

2、祢愛捆綁我的浪漫翅膀，
俯首細聽我的幽靜歌唱，
甜美的愛激勵何等深沉，
甘作囚奴不願高飛遠遁。

3、誰能識透此中鐵窗風味，
因神旨意竟變祝福恩惠，
哦主，我愛祢所定的道路，
願萬有向祢讚美到永古。」

1958年我第一次被抓坐牢，罪名是：反動匪道門頭頭，反革命；判刑10年。坐了五年，劉少奇上台，於1962年獲釋。

（編者按：說偉勝弟兄是『反動匪道門』頭頭，是因他是屬地方教會的，被人稱為『小群派』。地方教會是由倪析聲弟兄等人帶領出來的，中國基督徒的獨立教會。主張要嚴格遵照聖經的教訓，教會應以地方為範圍，一個地方只有一個基督教會，不應該分門別類，主張信徒要從各宗派中出來。保守的宗派說他們拉走本教會的信徒，是『偷羊』，政府因為他們不肯在信仰的原則上讓步，視他們為執行各種政策的障礙。文化大革命，公、檢、法都受衝擊癱瘓時，龍川縣的一個保衛組副組長羅運元，在負責抓捕基督徒坐牢時，因他也許覺得曾恩貞老姊妹已經年紀老邁，告訴她也無妨，曾對她說：「上面佈置，要把你們這班人一網打盡。」偉勝弟兄是地主階級，本來就是『階級敵人』，因而受打擊總是首當其衝。1958年也是王明道、林獻羔、謝模善等弟兄被抓捕坐牢的時間。）

獲釋後受管制，每有政治運動，我都會被抓去，被關幾十天或幾個月不定，這些事對我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我也記不住了，只計算過，前後我一共坐牢二十一年。

1966年是最後一次，也是最重的，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剛開始幾年明慧時時會給我寄信、寄錢、寄物，後來好長時間都收不到她的信、物了。我寫信問我秋蘭姐，她回信說：「明慧已經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了，你要順服在上者就有美福在後，不要擔心。」一連幾次她都是這樣說。

又過了幾年，我患淋巴結核、肺結核住在監獄的醫院裡，心中陣陣悲愴，特別思念親人，寫信給我姐：「我想明慧已經死了，你不要瞞住我。」姐姐這才對我說實話：「是的，明慧四年前已經回到主耶穌那裡去了。」

我雖然早有預感，可接信後還是猶如五雷轟頂，心中淌血，淚如泉湧。寫了一篇《續絃歌》悼念我的愛妻。她教我唱的『被囚歌』，直到現在，我一唱還滿眶熱淚。

「我的主，祢知道我的深重苦難，祢為何站在遠處？祢為何掩面不顧？……求祢記念我的妻子為祢的名所付上的一切代價，求祢接她在祢的懷裡，擦乾她的一切眼淚！」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被捕後被關在五華縣城水寨看守所，先在單人監倉，只有一張床和放馬（便）桶的地方。床是釘死的，因怕有人會自殺。我被關了二個月以後，站都站不起來了。後來就將我關在一個大監倉中，大監倉約有30多平方公尺，也是只關著我一個。

大監倉可以走動，我每天上午就禱告，我記得四十多個聚會點的600多個弟兄姊妹的名字，天天提名為他們禱告，求主保守看顧他們。有時感覺很累，就對主說：「主啊！祢知道我很累，我的禱告就照昨天的，我不重複了。」可是不行，裡面感覺不安，我還是天天要提名為弟兄姊妹禱告。

下午我就學習講道，對著空無一人的監房大聲說：「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他們得安息。……」看守所是聽聲不見人的地方，旁邊監倉的人都以為我是瘋了。

在看守所半年後，我被判刑20年，沒有開庭，連判決書都沒有就判下來了。

法官在審問我時，主要說我犯了三宗罪：

第一、因我寫過一句《聖經》中的話：「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法官就說：「世人就包括一切人，試問毛主席是不是世人？」我說：「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當然也是世人。」他就說：「這就夠了，你膽敢說毛主席也犯了罪，這就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我沒有攻擊過領袖，可是法官卻能按照我的信仰來推理，推理出我的罪來了。我當時幼稚，被法官這樣一上綱上線竟不知道怎麼回答，只是感到冤屈。

我想起古代有『莫須有』的罪，原來今天也有。誠哉！日光之下無新事。

（編者評：從1957年反右運動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左』風盛行，認為『左』就是革命，越左越革命。抓住一句話就可以作原則的推理，這叫做『上綱上線』，或『無限上綱』定人的罪。文化大革命曾出台過《加強公安六條》，其中規定凡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行為；因著這樣的定罪曾造成看守所、監獄人滿為患。法官上綱上線，就是將一句《聖經》的話，往《加強公安六條》的線上拉。

對基督徒傳福音，經常會聽到政府的官員指責：『憲法規定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你可以心裡信，可是你不能傳。』其實，國家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本不是承認『心裡信』的宗教信仰的『存在』，因為『存在』是客觀的，不需要立法來承認他的存在，只有主觀唯心主義者才會以主觀去否定客觀存在的。正如憲法規定『公民有人身自由』，不是承認『人身』的存在，而是承認『人身』在沒有法律禁止的範疇中，有他活動的自由，他可以按自己須要決定要吃飯、睡覺、探親訪友或上街購物，……。『宗教信仰自由』實在是指按照宗教各自的經典，在不妨礙其他公民自由的條件下，宗教有信仰『活動』的自由，如基督徒的傳福音、禱告、讀經、敬拜等等。

在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不是基督徒犯了法，而是執法的人自己犯了法，將許多傳福音基督徒定了罪，定了基督徒按照《聖經》的教義，進行宗教活動的罪。判張偉勝弟兄罪的法官則更甚，不是定他『活動』的罪，竟然從他所信仰的《聖經》的一句話中，將他的罪推論出來了，竟是定了對耶穌基督的信仰的『存在』的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被他具體的徹底踐踏、推翻了。）

二、說我抄寫、投寄、傳播反動『愛傾』。1958年後，因政治運動不斷，興寧高華路周詠儀姊妹家裡的聚會被迫停止，鄧文清弟兄回到河源監口他的家裡，改為用文字工作的辦法輔導各地的弟兄姊妹，為此他寫了許多給各地弟兄姊妹的書信，名為『愛傾』，意為在主耶穌基督裡面愛的傾談。那是在主裡交通我們信仰的真理，不涉及政治問題。因需要的弟兄姊妹多，我就點著煤油燈轉抄了不少『愛傾』書信，寄往國內，也有的寄往香港給我的表姊。可是寫的人鄧文清弟兄那時都沒有被定罪，我一個轉抄的人卻被定了罪。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鄧文清弟兄也被判罪了，可是他1979年4月就獲得了平反釋放，證明他寫『愛傾』無罪，可是我到1979年冬還得不著平反，最後只說我有病，以『保外就醫』的名才釋放了我。

三、說我寫信給香港、海外的親友，裡通國外。我在香港、海外是有弟弟、表姊、姐夫等親人；在糧食極端困難時，也曾寫信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幫幫我和其他弟兄姊妹。我的親友沒有一個是從政的；我在與親友的通信中也從來沒有洩露過國家機密，我這樣一個管制分子，也無從得到什麼國家機密。可法官說：「將糧食困難寫信告訴國外就是洩露國家機密。」（編者評：餓死也不能說，否則就是『洩露國家機密』，欲哭無淚！）

1977年後，改革開放，五華縣統戰部已經將我的親友當成貴賓，邀請他們回鄉參加家鄉建設了，可是我還因著與親友通信的罪被關在監獄裡。

我感到實在是冤，1979年冬我獲得保外就醫出監後，曾經寫了一份申訴，標題是：「千古奇冤，不平則鳴」，複印了很多份，想寄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大公報』、『光明日報』、『南方日報』等等各個全國有名的宣傳機構去，要求為我平反冤案。

這時我的一個表哥，在汕頭的孫孔典弟兄來到我家，對我說：「基督徒不要自己申冤，因為神是申冤施報的神，我們要讓神來報應。基督徒為著主的名受誣陷、受逼迫是有福的，在天上有賞賜，如果人給你平反了，你得著了人的賞賜，就會失去在天上的賞賜。」我覺得他說得有理，就含著眼淚將我複印好的申訴書都燒掉了，我一邊燒，一邊唱：「當我與主同行，……」那首詩歌。這是後話。

判刑後，我就被送到梅縣廣東省第三監獄，三年後被調到粵北地區的樂昌縣廣東省第五監獄。

我被判刑雖然感到非常冤屈，可後來知道這實在是神奇妙的安排，保存了我的生命。1968年一個認識的人張銘尊，也被判刑送至第三監獄，他一見到我就說：「恭喜你，張偉勝！」

我說：「坐冤枉監，還有何喜可言？」

他說：「你家鄉那些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都被群眾用木棍、鋤頭打死了。像你張偉勝的身世，反動、地主、惡霸三位一體，若不是進到監獄裡來了，不被打死才怪呢。」

我說：「是真的嗎？是你親眼所見嗎？……，怎麼個打法？」

他說：「親眼所見，你見過蛤崽產卵嗎？」（蛤崽，一種體型如指頭大小的蛙類）

我說：「怎麼像蛤崽產卵？」

他 說：「外面搞群眾專政，開鬥爭大會，有人高聲呼喊：『某某某階級敵人，要不要打死他？』群眾一齊高呼：『打死他！打死他！』有人就用木棍、鋤頭之類的凶器對著他的頭打下去，被打的人倒下去，沒有立刻死，手、腳抽搐亂戰，就如蛤崽產卵那樣；打的人看他還沒有死，就再加亂棍、亂棒，如擂戰鼓那樣，直到打死為止。」

後來我知道，大布坪的張榮光弟兄，徐惠玉姊妹的丈夫，我的堂叔的一家五口就是那樣被打死了。家鄉的紅衛兵造反派也確曾到監獄來要求將我帶回去實行群眾專政，只是監獄不答應，說該犯人已按政策、法律判刑勞改。

「救主耶穌基督，我感謝祢！我曾因為受冤屈而懷疑祢，現在我知道實實在在，祢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祢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好像天高過地一樣。原來一切都掌管在祢的手中，我所受到的一切無理對待，原來是祢的保守，出乎祢的美意！」

我被調到在樂昌的第五監獄之後，每天八小時種菜，吃不飽，很是辛苦。犯人吃飯有個秘訣：一盆飯界為四塊，一口一塊，不要嚼就吞下去，這樣可以消化得慢點，少忍受些飢餓之苦。在監獄中吃飯不能在外面那樣禱告謝飯，我在廚房領飯，領到飯後要上幾級台階到飯廳，上台階時我就禱告：「主耶穌，我感謝祢……。」狼吞虎咽，不要幾分鐘飯就不見了。

犯人在飢餓時，看見有嫩的菜心，就摘下來往肚裡吞；有飛來的蟲、蚱蜢，有地下爬來的四腳蛇，抓到了馬上點火燒了就吃——那是犯人最好的肉食了。我若抓到了一條四腳蛇，就感謝神，感覺像是以利亞那樣得著供應了。

在監獄中衛生卻搞得相當整齊清潔，犯人每早晨要將被子疊得端端正正，四個角整整齊齊像一個豆腐塊那樣，被子上面要端端正正擺上一本毛主席語錄本。晚飯後集合點名，然後是分組學習毛澤東光輝思想二個小時，天天如此，弄得人疲憊不堪，不勝其煩。

毛主席語錄本一定要保管好，尤其是裡面首頁的毛主席相，稍有污損就會被指為破壞。犯人中常有人要立功贖罪，陷害別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別人的語錄本中的毛主席相弄壞。犯人們害怕被陷害，每次做工回來，首先是檢查，看看自己的語錄本有沒有被弄壞。

有一次，我回到監倉，拿起我的『毛主席語錄本』一看，不得了，毛主席像的脖子處被指甲劃了一道很明顯的痕，像割頸一樣的深痕。

我馬上拿到中隊部去報告隊長，有人破壞我的語錄本中的毛主席像。中隊部不容分說，認定我這個階級敵人是對黨，對毛主席極端仇恨的，沒有別人，就是我自己搞的破壞；於是就將我關在『禁閉倉』中。

『禁閉倉』是監中之監，每倉只關一個人，總共不到二平方米空間，只有一張草蓆鋪在地上，一個供犯人盛大小便的馬桶；不准掛蚊帳，一來為方便看守的人在小窗口中監視，二來怕犯人把蚊帳撕成條子自殺。

那時正當夏天，樂昌地處內陸，夏天氣溫很高。禁閉倉是水坭樓，上面沒有隔熱層，在炎陽曝曬下，人在裡面好像在烤箱中一樣，被烤得直冒汗。蚊蠅又多，馬桶中的糞便很快便長了蛆蟲，從馬桶中爬出來，到處爬，甚至爬到我的身上來。

我想到聖經上說，『在火湖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怎麼我還沒有死，蟲就爬到我身上來了呢？我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獄的呀！於是我每天就將爬到臥處和身上的蛆蟲捉起來往外丟，丟在外面給太陽曬死，而送囚飯的管理人員又罵我不重視衛生。

我感到窮途末路，灰心絕望，實在難以忍受，就想自殺。我想我就是自殺了，主耶穌也會接我回天家，因為我確實信了主，清楚得救，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將衣服都脫光，把褲子撕成布條子抽自己的脖子，抽緊了再打個死結。我昏過去了。可是不知道怎的，過了不知道多長時間，我又醒過來了，摸摸那死結，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動鬆開了。「我的主，祢為什麼不讓我回到祢那裡去？」

仍是我一個人獨自被關在禁閉倉裡，晚上蚊子成群；那蚊子是山蚊，體型特別大。飢餓的蚊子在我全身上叮，甚至往我耳朵、鼻子裡鑽，叮得我根本無法安靜片時，我就禱告主：「主啊！我要死，祢又不讓我死；祢既不讓我死，就求祢給我活路。但以理被丟在獅子坑裡，祢掩著獅子的口，不讓獅子咬他，現在也求祢行在但以理身上的神跡也行在我身上，命蚊子不要叮我。」我禱告完了，蚊子真的就不叮我了，只『蚊、蚊、蚊！』『蚊、蚊、蚊！』的，好像催眠曲那樣唱歌給我聽。

我在禁閉倉被關了七十天，幹部查不到是誰幹的，又把我放了出來，繼續坐大牢，做工勞動。

以列人被擄七十年後回國建殿，我七十天出禁閉倉，莫非也有一個定數麼？我凡事總是往《聖經》裡想，「晝夜思念耶和華律法的人有福了。」我想起我姐姐每次寫信給我都說：「美福在後」。我心裡就喜樂平安，滿有膏油滋潤我心；阿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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