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届文化节的主题：行公义．好怜悯 -- 存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取自于旧约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委实是每一位追求止于至善者的座右铭。

中國的宗教與法治 - 林瑞琪博士

特別謝謝劉澎教授為我們講了很豐富．將整個宗教立法問題目前的處境，跟它的困難，為大家講得很好。我可以補充的地方不多，不過我可以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個人對中國宗教立法的問題有個人的看法。

剛才主席也提過，我在我目前的工作機構已經二十多年，一直以來，從八十年代開始討論中國對宗教立法，我個人的態度是很歡迎這個宗教立法，不過，一直以來也是相同的，對中國的宗教立法，特別是剛才劉澎教授將法律和法規很多層不同的層次跟大家說了，就是我們現在最缺乏的層次就是，全國性的宗教法的層次，我自己就是很悲觀的，二十多年來，我一直都是很悲觀的，感覺到那個可能性是．．．可能比香港普選更晚一點，更悲觀一點。為甚麼我會那麼悲觀呢？有三個原因。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宗教立法，劉澎教授也跟大家講了，現在有很多部門的法規、省的法規、地方的法規、全國性的國家宗教局的所發行的法規都有；劉教授也提到，那些法規特別是宗教局，自己立法，自己執行，好像關門自己做。其實我要補充一點，它不只是自己立法，自己執行，還是自己解釋，這點就很重要，這個跟全國性的宗教大法有甚麼差別呢？全國性的宗教大法，它的解釋權是在全國人大，所以，將來有甚麼爭議，是要交回中國人大，所以，一個宗教局就好像一個被告一樣，最起碼他如果不是被告，他也是一個爭議當中兩個不同的．．．我們叫做「倆個 Parties」，倆個單位，倆個爭議相關的單位，他不是一個仲裁人，仲裁人肯定不是他；目前卻不同，目前的仲裁人是他。法律最怕的是甚麼？不是法律條文，是法律的解釋，解釋權是更重要的，因為解釋權是可以將本來是黑的東西，解釋成白，因為有解釋權，所以，這個是我自己更擔心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在宗教到目前為止，一直處理不了的問題，是在宗教界當中，宗教法人是誰？這個是很可怕，用我自己熟悉的天主教為例，在普世其他地方，我們的宗教法人很簡單，就是教區，一個教區當中就以主教作為這個教區的代表，這個教區的代表，你要是想告，比方說，你今天跟香港的天主教徒有了衝突，你不是告我，那是沒用的，你是告香港的主教，他就是代表了香港的教區，這都是很明確的法人。在中國不是，目前還不承認一個教區是一個法人，也不承認這位主教是一個法人，某些地方承認，其他地方不承認；這些法人究竟是天主教的教友代表，省級的、地方級的、教區級的、還是全國性的？他算是一個法人，還是算一個教區作為一個法人？還是算是某一個主教？那些問題，如果沒有解決之前，這個法規根本實行不了。因為法規要算誰跟這個法規要承擔這個責任，說不清誰承擔責任，將來要處理更多麻煩。

第三點，其實劉教授也有提到，就是中國已經簽了很多很重要的國際公約，包括國際人權公約、聯合國國際公民教育的文化公約等等，這些公約其實對所有牽涉到人文的法律是很有約束性的；跟一個技術性的條例是不同的，例如民航法律、航運法律、有關銀行的法律、金融的法律，都比較好辦；有關新聞、有關宗教、有關教育，跟人文有關的法律，就離開國際人權公約太遠又不行，若靠太近政府也不同意，他也會擔心；政府常常都說，如果權力一放開就收不回來，今天是估計不了將來的事，權力一放開以後，人家是怎麼去用這些權力。我自己在當中也對這方面保留了一點善意，我相信是有一點點；剛才主席也提到我的博士學位是從北京人民大學拿到，不過不是那個原因我才對北京政府有一點善意，其實我自己在這二十多年以來，我對他都有一點善意，就是他可能有很多事情不敢做，不一定是惡意的，他是真的怕一放就亂，不過他看得對還是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不放心的政府，一個自信心不太強的政府，在那一個處境底下，他不敢寫一個法律全國的大法和國際人權公約完全一致；目前來說，他的心理狀態根本辦不到，在那個辦不到的處境底下，我自己看來就是，沒有甚麼空間可以有機會在很短期之內，搞到一個全國性的宗教大法出來。

從２００４年的時候，發出全國宗教條例，全國性的宗教事務條例出台以後，有兩個看法；一個看法就是「這個條例出來，所以離宗教立法不遠了」，另外一個看法就是「一個條例出來，宗教立法更加遙遙無期了」，因為這個條例出來，基本上就是宗教法的替代品。我自己的看法是遙遙無期的，所以，我是比較悲觀的，這就是我的結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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