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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员：司徒永富博士

讲到“资本主义带来怎样的盼望呢？”，我自己看好像这个命题有一些引导性向，是负面的那一方面。但是我从开始一句到尾，我对资本主义仍然存有盼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做人或者做其他事情，也有一些习惯的逆反思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我们又有什么制度让我们有更好的盼望呢？”正如领导人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答一个问题，就是：“推倒了那副牌，大家愤怒地推倒它，跟着又如何？”这个我们必须要负责任地去提出一个……或者不是答案，但至少你有没有想过，推倒它（之后的）后果会如何？限于我自己的学养和自己的认识，我看不到完美，或更完美，更好的体系可以比较接近。

最近香港这地方喜欢讲“核心价值”，比较接近尊重人权──所谓“权”即“私有产权”，或者比较尊重自由运作，少一些约束。例如：我们一般一提到“资本主义”都会提到“无形的手”，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或译作“亚当•斯密”）在他比较殿堂级的钜着《国富论》里，所提及的那只“无形之手”，给我们的空间比一个有形之手的角度更加广阔。当然管理得好是好的，但是亦因为好像父母不大相信子女一样，管得太紧也不好。我认为自由、人权……因为有意识去保障产权，所以自然也有好的法治制度，这方面我觉得比较接近。我不敢说比较接近其他人，比较接近我自己的热爱，我觉得要互相尊重等等。

所以即使刚才提到所谓资本主义，原初的理念是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个过程中，它怎样推动经济行为，是建基于自利的动机上，即个人的动机。如果一个个人自利的动机，能够（令）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利的动机，之后进行经济活动，制造的当然不是黑社会式的逼良为娼，或卖白粉。理论上，（这）会制造正能量或产出，而当社会大家共同进行这个过程，便会出现一种所谓社会利益也因而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带来类似富人的盼望，是因为个人进入群体的社会效益。但是自然必须承认，今时今日，我们说：“还有没有盼望呢？”一定好像吃类固醇，是有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当下我想先讲有什么困局，由于我局限的知识和时间问题，我只是讲四样我自己觉得上心上头，有多少心理不平衡，我觉得需要提一提的。

第一个困局是贫富悬殊。但是当我即使提贫富悬殊，即是说有的愈有，没有的更加没有，其实这个并没有违反耶稣的一句金句。有一个社会学家叫莫顿，他因为没有进入查经的境界里，他只是用那个社会现象而又找到圣经有这个看法，所以说这个叫“马太效应”，即是说有的会更有，没有的连仅有的也失去。我只是说这是一个现象，亦不想去偏颇究竟那样是对或不对，但客观的事实，是你发现任何世情都是如此。例如：我刚刚出道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存款来自百分之二十的人，所以我不能避免（要）花更多的时间，即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去服务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社会里亦出现了一个局面，就是富有人又或者香港出现百分之十的人，交税去负担百分之九十的社会开支。亦有一个研究发现，全球最有钱的十个人，是五十个贫瘠国家的共同生产总值。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为什么贫富悬殊会出现？我相信亦是私利或是自利这个推动力也没有──或者这样说──私利没有进入他利，即是这个情况今时今日没有出现。或者不只我们，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在十七世纪（也是这样认为）。他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当其时的社会，比我们的好一点，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如果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复活，可能他也提不出解决的方案给我们，不过我稍后会讲，其实他也曾经讲过。

第二个现象是因为大的会更大，结果便出现垄断的市场经济，而这样是否必然的呢？理论上，（垄断的市场经济）在资本社会都会出现，不过在自由经济里，我们都有这个说法或相信，只要在那个行业或产业多过一个market player（市场参与者）， 已经谓之“有竞争”。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看，在同一个产业或行业里，是不应该只供一个去垄断的。但是事实上大的会更大，结果进入一种市场经济，垄断经济出现。现在我们走上街，通街都是“万宁”、“屈臣氏”。买一份报纸其实不是不想光顾士多店老板，而是不方便，你会发现最方便的都是被垄断了的集团经营。

第三个是──将它感性地说──是穷得只剩下钱。因为我们要建基于自利和不断追求利润极大化，结果出现了在物欲的世界里，我们很丰富，但很可能很贫穷。即是说香港的库房很厉害，但似乎人仍然活得没有尊严，更多人是没有尊严地活着，亦有人做坟墓里最有钱的那一个，这个都似乎并非我们信仰所邀请的。例如：我们有些观念，例如“神贫”的观念怎样能服侍贫苦大众，这个都似乎出现在我们不想见到的精神文明的界面。

最后一个亦是追求最大的利润，结果亦超越了底线，所以我们会见到“见钱开眼”的情况出现。这个就是虚、假、劣、渠油、五楼原来是一楼、三十八楼当作八十六楼去卖，这样你又奈何，总之政府批准。

这里已经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它分明是造假，渠油是造假。但是五楼原来是一楼，当记者去问发展商，发展商说政府批准的，这是第二个概念。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又译作“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提过，就是我们（追求）利润极大化，商家其实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赚最多的钱，其实他有他的道理。例如：为什么关爱基金注定失败呢？不是究竟有没有人肯帮政府，或是他们见死不救，而是有更多的富有人心理不平衡，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已经供了MPF（强积金），我亦付出工资，甚至我已经交最多的税──霍建宁交的税也很厉害，和黄（全称：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交的税也很厉害──为什么我交完税之后，我仍然要额外付出？这是不是惩罚性抽税呢？这个当然可以继续讨论，所以富有人是心理不平衡的，因为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说：“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遵守律法，赚取利润）。（有关）这个，尤其是我们读工商管理的一班人，（就连）社会学或者 social work（社会工作）也没有读过的，所以我们连捐献也不懂得，有可能会捐错。

所以你会发现当下资本主义的运作，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想见到的（情况）。例如：由自利通不到去他利；又例如：因为它愈来愈大的时候，出现的只会是垄断经济，而又没有再浮现出社会一同共富的局面，但是我发现这现状其实并不只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问题，而事实上有一两样是我们是需要对付的，读经济的人不可以不读政治。例如：我们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应该是十年前左右，有一个term（术语）叫globalization（全球化），而我们对globalization（全球化）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我们存有共同的期望，就是通过全球化，人流、资讯流、物流等（得到益处）。例如：我们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我们可以去越南；又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生产──现在出现了──中国大陆在柬埔寨生产，但市场可以在美国。我们好像一种“无国界”，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一些贫穷的国家，使它们可以慢慢上升，但是客观的事实又没有出现。

好几年前有一个研究──我是out（落后）了一些──说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十个国家，在十多年前，他们占全球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有3个百分点，（确切说来是）2.8个百分点左右。理论上，通过人流、物流、资讯流，应该可以帮贫穷的国家，可以（使它们的GDP）提升。谁不知，原来十多年下来，发现连原来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了。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可能富的愈富，富得更加厉害。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压缩的条件之下，即没有谁比较富有，谁比较贫穷，但客观的事实是十年后GDP应该增加了。换句话说其实财富是倾斜去那些更有钱的人，所以现在有所谓“毕非特税”，是不是？

如果我们讲“毕非特税”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超越了我们所说的一些硬道理，或者理性化分析，而进入一些人性化分析。那人性化我觉得其实连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或者 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或者先讲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是特别提倡所谓“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但是事实上他亦作出一些假定，那个假定原来没有出现。我自己认为“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我们是假定什么？假定我们交税以后，一个公义的政权，一个没有官商勾结的政府，一个不倾斜政策的政府，它可以适度地通过社会政策或者所谓security（保障，即福利）的网络，来还富于民。但是只要这一环不出现的时候，其实便很糟糕，这一环没有出现，原来（“富”）便不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mechanism（机制）可以返还回来。

所以我自己发现，尤其是08年金融海啸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齐在反省。亦有人提出我们应该不讲maximization（最大化），应该讲optimization（最优化），即是说不是最大化，不是极大化，应该是最优化。优化即是由自利真正引致他利，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还原资本主义真面貌，原初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所提倡的，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原意。他其实是想讲，一个自利如何可以问心无愧呢？一定要进入他利才是可以问心无愧的自利，不知我是否讲得复杂一些。即是说，例如：我是永富，我自己能够享受心灵富足，一定不是见到钱在我旁边就是很开心，我会发现原来是我身旁的人都富有起来，甚至我们可以彼此服侍，而这一种富足是大家一同享受的。

所以一个问心无愧的自利要建基在什么（之上）？要建基在他利上。所以我们读经济的人，就经常拿着那一本《国富论》，但事实上当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写完《国富论》之后，他又写了另一本书，有人说这本书其实影响更深远，这本书叫《道德情感论》。原来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较年轻的时候写《国富论》，但是事实上在大学他是教什么的？他是教伦理道德的。所以在他的世界里，或者我们今时今日为什么仍然要对资本主义存有盼望？就好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天国已经在地上，不过实质上，它是一个不完美的地上的天国，应然和未然。而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仍然在生活中，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已。

换句话说，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我们是不可以去追求以为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在地上，我认为这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亦要看到，当我们脱离人性的时候，即脱离道德伦理的时候，什么都会推到去一个罪恶的地方，包括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所以归根究底其实是人性的问题。所以在我过去十年八载进入“生意”的概念，我的体会更深。尤其是我去开发一些市场，我其实是笨拙地想在那里做生意。谁知那些不道德经营“食了你只车”，甚至拿走你的货，根本不付钱之外还去控告你，你会觉得不好玩的。

所以在这几年，我特别觉得有几个概念很值得继续去讨论，例如：社会企业怎样由社会向导，甚至我们就是赚了钱不是分给股东，是给持分者，甚至重投给受益的群众，我觉得都是赢人热泪的。第二，例如：企业要有社会责任的向导，这是已经离世的管理学之父Peter Drucker（彼得•杜拉克）所提出，他说企业营利其实不是终极的目标，我觉得他将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没有讲的讲出来了。因为Milton Friedman（米尔顿•佛利民）其实同样说要建基在道德伦理的概念上，如果没有道德、没有伦理，基本上这个极大化也没有意思。Adam Smith（阿当•史密斯）更加写了刚才我所讲的《道德情感论》这本书来补充，其实所有事情都建基在人性上。

所以我最后的总结就是，在管理、在社会的角度，有一期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有一个作者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企业是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才有这个土壤继续生存；与此同时，一个健康的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健康企业存在，这个社会才会健康。”换句话说，今时今日我们要还回真像给原来提出资本主义的原貌，原貌其实是要建基在人性、伦理、道德和有社会向导的主义。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盼望呢？我们继续努力，因为我们都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而且我们在地上是彼此服侍的。如果我们以这个态度去制造财富，便不存在有内疚感，甚至由自利进入他利，这个是可以出现的。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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