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当耶稣传道、赶鬼、医病、变饼时，常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祂。当祂向人宣讲永生之道时，大部分人就退去了，不再和祂同行，唯独剩下十二个使徒、几个女门徒和少数人仍然跟着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所有的门徒竟都离祂而去。照人看来，主耶稣真是失败！

当保罗传福音时，到处受到弟兄姊妹的欢迎和爱戴，加拉太的弟兄‘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他‘也情愿’；更有人为着他的命而‘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可是到了他要为主殉道时，“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他“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他。

照人看来，不单主耶稣很失败，使徒们也失败。可是当圣灵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没有失败。在拿撒勒人耶稣最孤独无助时，父神在祂身上彰显了能力，借着祂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神也在保罗孤独无助之时，‘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使福音被他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他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永生的神总是在人孤独、软弱、无助时在彰显祂的大能。

文化大革命时的广东客属教会也是这样，表面上看她沉寂了、失败了。可是不，神的生命、能力在祂孤独、无助的孩子身上彰显著。

广东客属教会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判刑的，属聚会处背景的有十个，其中龙川的曾恩贞等七个；河源的邓文清，兴宁的周咏仪，还有先期被判刑的张伟胜。此外还有梅县浸信会的黄守望，兴宁安息日会的张道雄。老隆崇真总会的邬汉谦、徐向豪、朱子宏三人只是被关看守所，没有被判刑。

被判刑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都被押送、关在监狱。张伟胜被关在韶关乐昌，广东省第五监狱；邓文清、曾恩贞、周咏仪、罗斯硕和本文的编者被关在韶关犁市，广东省第二监狱。十五年以下都被关在英德劳改场。

在上述所有被判刑、被关押过的人中，今天还在世上的，就只有张伟胜和本文的编者二个了。张伟胜已经八十多岁了，本文的编者也七十多了。我想主耶稣仍然留着我，没有接我回去，且使我仍旧健康，没有老年痴呆，也许是要我将这段患难的经历告诉弟兄姊妹。我因而不敢偷懒，常常坐在电脑台前，打些不受世人欢迎的文字。

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为着主坐牢，因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堪、不配；除了邓文清、曾恩贞、周咏仪三个老弟兄姊妹之外，我们这班人，不但在神面前是罪人，就是在人面前，大多数也是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坏人，落在我们身上的，更多的是神管教的杖；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能够像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样，与主耶稣同钉，听着世人高喊着“钉祂十字架”时，也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也能“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启示录一章9节）

能够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是有幸的，只是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39-43节就知道，与主耶稣同钉的犯人还有二个迥然不同的结果。我们不敢自以为是，仍要紧紧的信靠祂，战战兢兢的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神怜悯！

神将祂的选民交给巴比伦，让尼布甲尼撒将他们掳去。祂告诉他们：“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二十九章11节）神让人将我们下在监里，不但是要在火的洗礼中使我们得着洁净，使我们在捆锁中学习信心的功课，实在也是将祂的工人保护起来。王明道、谢模善、袁相枕、李慕胜、林献羔等人，文化大革命时若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外面，恐怕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张伟胜若不是在监狱里，就会像他堂叔一家那样被打死。我若不是1968年就被判了刑，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很可能就被枪毙了。就是不被枪毙，时时刻刻都会被拉去斗争或陪斗，还会连累家人，还有生活穷困的压力。若不是去了监狱，真是难以想像那十年浩劫该怎么过。

在监狱里因大家同样都是犯人，就没有谁会受到特别的歧视；监狱还有一个要对犯人的‘改造’任务，因而不会像社会上那样无法无天的乱来，还会讲讲政策。神让人将祂的儿女下在监里，实在是赐平安的意念。
 
当然，在监狱中也很难，在文化大革命时坐牢，还不是难在失去自由。最难的是监狱里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犯人，像在社会上一样要强迫人读毛泽东的书，要强迫人信仰、崇拜领袖。狮子张着血盆大口向我们吼叫，要将我们吃掉，主耶稣要求我们“务要致死忠心”来守住自己所信的道。

乙、曾恩贞姊妹的艰辛十架路

1969年1月8日，曾恩贞、罗斯硕和我三个被从各自所在的监仓中提出来，与另外三个犯人，一同被押送至广东第二监狱。

曾恩贞姊妹已经是78岁的老人。我们又一次见面，她仍是一副安静、喜乐的面容。行李是另一个犯人为她拿出来的，她抱着一个枕头，小声告诉我，这是与她同仓的一个女犯人送给她的，那女犯人已经信主，一定要将这个枕头送给她，作个纪念。

为防犯人在路上逃跑，押送的人将我和一个叫邓贵全的用一个手铐铐在一起。罗斯硕与一个叫康新科的铐在一起。曾恩贞姊妹同另一个男犯人，是各自戴一付手铐。我们一只手被铐住了，只有一只手可以拿着自己的行李，押送的干部叫另一个没有行李的犯人替曾恩贞姊妹拿行李。罗斯硕弟兄穷怕了，看守所一个同仓的犯人送给他一条草席，他想带到监狱里可以用，见曾恩贞姊妹空着手，就请她帮拿着。

从龙川到韶关，汽车颠簸了一天，到韶关时，已经天黑了。第二监狱在犁市，还有几十里路，要转车，监狱也已经下班不接犯人，押送的人便让我们住在韶关市公安局的一个大房子里。

房子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押送的人安排曾恩贞姊妹睡在球台上，我们则睡在地板上。不给我们开手铐，我们只能两个人并排躺下。

我看见老姊妹双手被铐着，连球台都爬不上，就对押送的人说：“管教队长，你怕我们逃跑，应该将我们铐着，只是这个老太婆，你不会还怕她逃跑吧，请你为她打开手铐好不好？”押送的人看见曾恩贞姊妹实在衰弱，不好拒绝，就为她开了手铐。押送的人出去后，老姊妹小声问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

（曾恩贞姊妹比我大47岁，我只比她的大孙子大几岁，可是她实在是我的属灵母亲。公社化期间，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不但不能聚会，就是单独的来往都会被人监视，被人怀疑是搞反革命串连。我同曾恩贞姊妹是亲戚，我在马来西亚的堂大嫂是她的女儿，按亲戚我叫她‘恩贞娘’。

我信心的功课是在耕田的山坑路、在收容所及其附属的农场、在新丰江水库边上的丛林中学习的。有了难处就跑到老姊妹家去，从她那里，我总能得着从主来的亮光。她也希望我能常去看她，因她是地主成份，弟兄姊妹到她家里会受到更加严厉的监视。她对我说：“见不到弟兄姊妹，没有在主里的交通，心里就感到枯干。弟兄姊妹来我这里会被监视，只是你不怕，因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亲戚。”

上面曾经提到，1968年上半年，我们顶着极大的压力，在我家里聚会的期间，钟木初姊妹的小儿子叶惠恩，说是在异梦中看见二个青蛙，以后就得着了‘圣灵’的启示，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乱解一气，到处奔跑，找弟兄姊妹去传他得到的‘启示’。我说他错了，他就说我亵渎圣灵。我担心他的那些所谓的‘启示’被不信的人听见了，就会说我们造谣。他们不管你是谁说的，只认定是你们基督徒。他不知道撒但的诡计，这样做，实在是将刀把递在世人手里，让世人有理由来打击我们。他的母亲，钟木姊妹迷糊了，一些老弟兄也迷糊了，说是我错了。我里外受着重压，力不能胜，找到曾恩贞姊妹（叶惠恩弟兄也去过她家对她说过他所得到的‘启示’了）。老姊妹对我说：“我看他所得到的是假先知的灵，因他心里很热，到处奔跑去传他的那些错误的信息。”

我感谢主的恩典，能得着一个在主里面这么有根基的老姊妹的理解支持。此后我也知道了主让撒但的工作出来制造混乱，攻击我的原因，是祂要对付我的胆怯。开始时，我因胆怯，以至有些该讲的真理也不敢讲，如基督徒不能崇拜领袖等。我该讲的真理不敢讲，叶慧恩小弟兄就不该讲歪理满天飞。使我看见：神若不保守，人的胆怯自保实在是徒然的。我明白之后才将自己完全交托主手，放胆将圣经的真理尽都讲明。

我指明了叶慧恩弟兄的错误之后，也不再在弟兄姊妹面前为自己申辩，也始终没有在那些审问我的人面前说过他一句话，因为知道我所尊重的钟木初姊妹和我一样，都是撒但攻击的对象，我们都是受害者。只是一班年轻的弟兄却竭力的为我开脱，使这撒但的工作至终没有增加我的苦楚，却使叶慧恩弟兄也被判了七年徒刑；亦有幸与主同钉十字架。

在我们被宣判之前，在公社派出所相聚时，我因想到老姊妹当跑的路将尽，接力棒就要交到我手里了，想到教会的软弱、外面的强大压力，还有撒但魔鬼的攻击，不禁在老姊妹面前呜咽起来。老姊妹对我说：“不要担心、害怕，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祂会负责的。也不用为妻子、儿女担心，我们的主会看顾的。”她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次日起来，仍是那样戴着手铐上路。押送的人也没有到过犁市监狱，还差二、三里路就叫我们下了车。向人一打听，知道还要翻过一个坡才到，就叫我们走路。刚刚下过雨，路滑难行，我们戴着手铐跌跌撞撞的走着，最困难的是曾恩贞姊妹，她是不久前刚从濒临死亡的病床中回转过来的垂危老人，只见她气喘嘘嘘，面色惨白，艰难地走着那段上坡路。铐在一起的双手还拿着罗斯硕弟兄那张草席，累得她嘤嘤的哭。我看了斯硕弟兄一眼，对老姊妹说：“恩贞娘，把草席扔掉！”她像小女孩那样看着我，不敢扔。我心痛地说：“扔掉！”她这才如释重负的扔掉了。

罗斯硕弟兄是穷怕了，也难怪他这么爱惜那怕是一条草席。只是多少时候，我们信心的软弱却增加了弟兄姊妹所背负的十字架的重量。求主怜悯！

我们到了监狱南门，我们垂暮之年的老姊妹靠着主的恩典，终于走完了她一段艰辛的十架路。

丙、“你务要至死忠心”

押送的人将我们交给了监狱，监狱的人打开了我们的手铐，我有两只手可用了。进到监仓还有一段路，我一手提着自己的行李，一手提着老姊妹的行李，我不能让老姊妹再吃苦了。可是到了男犯人的监仓后，老姊妹却被隔在门外，她被带到女犯人的监仓去了。

我和罗斯硕弟兄先被送到入监队，队长见我有文化，就将我分到一个老犯人的小组，希望我能做小组记录员，并帮扶一下老犯人。

入监队即监狱的集训队。（后来我看林献羔弟兄的见证，知道那也是他曾经坐过牢的地方，只是几年前他已经被调往大西北的劳改场去了）。几乎每天都有犯人从各县的看守所送来，几乎全是犯攻击毛主席和林彪罪的。监狱人满为患，集训队因而改为入监队。

我本来以为监狱与看守所一样，只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会有人再来啰嗦我们，我可以歇歇了。可是不，监狱里也在强逼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读，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唱一首语录歌才让吃饭。

我知道这是他们崇拜领袖的形式，只是当我思想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31节时，主使我看见：在一个普遍拜偶像的社会中，凡市场上所卖的，我们只管吃；有不信的人请我们赴席，凡摆在我们面前的也只管吃，不用问那些食物是否祭过偶像的。若有人告诉你，那一样是他们祭过偶像的，就要因那个人良心的缘故不吃。同样在一个普遍崇拜领袖的社会中，他们说是读毛主席的书，我们就只是读；他们说是向领袖致敬，我们就只是致敬。我们已经表明了不崇拜领袖，如果他们说是崇拜领袖，我们就坚决抵制。在‘牛棚’时，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强逼我在毛泽东像前下跪，我就宁愿被他们打死。

监狱里的所谓‘读毛主席的书’，‘向毛主席致敬’，我还可以勉强应付。当要唱歌的时候，我就动动嘴，不出声。将“他是人民大救星”唱成“他非人民大救星”。

开饭前，他们在分菜时，我就闭上眼睛默祷。因着深感软弱，也因着圣灵在里面的吸引，没有什么事时，我总是闭着眼睛亲近着主。我帮老犯人们写家信，他们也都愿意向我说心里话，他们都很尊重我，没有人会向队长去汇报我。

犯人小组长名叫蔡幼，也是六十多岁的老犯人，他自己说，解放前他是欺诈、贩毒的黑社会头头；有人说他就是解放前广州有名的，‘小儿闻之不敢夜啼’的土匪‘驼背蔡’。他有一个大嫂是基督徒，在广州一间教堂里任职，解放后，在他走投无路时曾劝他悔改信主。不久他就被逮捕，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为有期，那时他坐牢已快二十年，接近期满，深得队长信任。

入监时是他检查我的行李，发现了我藏在棉胎中的圣经，知道我是信耶稣的，对我特别照顾。

只是监狱里的犯人，也有很‘积极’的，他们唱起高调来不亚于社会上的红卫兵。外面刮什么风，里面也推波助澜。他们又在教唱一首“从东方到西方”的歌了，里面有“全世界人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歌词。

我感到他们一步一步的向我逼来，我仿佛看见撒但张开血盆样的大口要将我吃掉，我的心软瘫了。

我像以利亚在罗滕树下那样求死：“我主，祢为什么不将我带领到疯人院去，而将我带到监狱里来，以至他们还要来教育我？我已经陷入深渊，我软弱，我疲倦，我已经没有了力量！我主，祢接我回去，因为我害怕我会失节，会被撒但吃掉！……。哦主，但愿明天在我张开眼睛的时候，能够发现我已经在祢的宝座前！哦主，求祢让我歇息歇息，我实在软弱无力。”

我在想着一段民数记的圣经事实，神要以色列人上迦南地去，以色列人却发怨言，不肯上去，以至惹神发怒，刑罚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说：“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应许的地方去”，耶和华却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只能倒毙在旷野，再也不能上去了。想到这里，启示录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心中冒了出来：“他们要死，死却远离他们。”我明白了，主耶稣要我跟随祂前行，我不能留在原来的地步上。现在主要我随祂前行，我如果害怕，不敢跟随，将来会痛苦到要死也不能。

怎样前行呢？我想，我要‘以攻为守’发疯的闹一闹；闹到他们斗争我、禁闭我，闹到被枪毙，抗拒到底，不崇拜领袖，守住自己所信的道。

晚上，我告诉小组长，我不舒服，不要饭吃。其实我是禁食祷告，求主给我发疯的力量，闹！可是到了早晨，我的心却平静，闹不起来。

全监开会，女犯先进场，她们从我们的监仓旁经过，我在上床窗口可以看见她们，我看见曾恩贞姊妹在队列中慢慢的走着，脸上仍是属天的平安，看到她的平静就使我得着肢体的供应。

队长让我睡在小组长的旁边，原是要他监督我。他告诉我，他嫂嫂对他非常好，是他坐牢后唯一记念的亲人，问我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的嫂嫂会不会有什么事？我说：“会有事，只是不会有像我这样大的事。”

他说，他感到我什么都好，不过就是有点固执。我恐怕我闹起来会连累他，就对他说：“我是还有问题的，你要离我远一点，免得我出了事时连累你。”

他说：“不，不会的！”

我说：“我的判决书上说我‘疯狂’，我真是会发疯的，你现在看我好好的，到我一发起疯来就会坏的了。”他还是不相信说：“不会吧！”说到这里，我的心里突然一亮，主使我看见一条可走的路。

我迅速地写好一张报告：“我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犯人，我的改造有特别的难处，心中常常感到苦闷；我恐怕我会犯错误。人民政府教导我们要靠拢政府，如实交代自己的思想问题。请求队部批准我写日记，将我的思想向政府汇报，争取人民政府的教育。”

我将报告给小组长看。他看了说：“这不就行了，我这就帮你交给队长。”他从队部回来时，我问他：“可以吗？”他说：“队长说了，可以。”我们从窗口看见队长走过。他告诉我，队长这是往监狱育政科去请示去了。

这里是非常严紧的监狱，我所在的中队又是监狱中最严紧的集训队。我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丧失了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自由的人，不能说，不能唱，不能写。这时，我虽然常常在软弱、傍徨之中，可是圣灵又经常充溢着我的心，每当心里的冲动无法压抑之时，就用笔在手掌上写：“我的主！”“我的神！”或其它经句。写满了再洗掉。现在好了，我已经得到批准，竟可以毫无顾忌的来写我自己的心里话了，“亲爱的主，我感谢祢！”

我已经无法将当时写的‘日记’重新写出来了，只记得开头一页是一句话：“我的心呀，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仰望耶和华，因我还要赞美祂！”。以后，我就逐日的说到我对真神和祂的救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再后说到我在改造中的困难；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对毛主席的态度只是尊敬、服从；“至于信仰、崇拜，那却只能‘恨不相逢未嫁时’！”

日记写到这里，我沉思了；当我还是一个自由人时，我在这件事上顶撞了他们，结果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现在我是一个重刑反革命罪犯了，若再顶撞下去，是必死无疑的了。我这‘日记’虽然是经过批准写的，他们只要一翻脸，照样可以定罪的。只要加上一个“假暴露思想为名，行攻击侮蔑之实”的头衔就行了。

我仿佛看见飞旋的子弹向我射来，心里不禁一震！我想，我有一个妹妹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她能不能来收我的尸，用水洗洗我的枪创口的血污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怕。我问同小组一个老伤兵：“你们在战场上打仗时，怕不怕？”他说：“未开始时很怕，一打起来，闻到火药味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啊，开始吧！免得我的心总是畏缩。

我写了一封信作为遗嘱，希望能够寄出去。我家里人知道我打算将孩子们的名字取成“阿利路亚”。大的女儿取了音节“阿”，名叫“婀娜”；小的儿子取了音节“利”，名叫“利和”。我在信中说：“婀娜”的名字要改为“婀莉”，“利和”的名字要改为“路亚”；希望家人能和睦相处。我的家人看见这信，因着我将孩子们的名字已经续完整了，就会知道我打算不回去的了。我必须先将这封信寄出去，因为一进禁闭仓就再不准寄信的了。

我觉得一切的事都已经做好了以后，就又写了两篇。一篇指责他们迫害神的儿女，一篇说到有大灾难会临到这世代，主耶稣会再来。写好了，忍着寒冷洗了个澡，祷告过，就将那‘日记’拿出去要交给队长。

我来到长巷口，请值班的犯人为我开了铁门，我到队部门口要找队长；队长不在。等了两个钟头又去找一次，又是不在。奇怪，为什么这‘日记’交不上去呢？难道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安静的又将‘日记’重新看了一遍，觉得末后两篇与前面的不调和。撕开，改为以祷告结束。听说队长去什么地方去了，改好以后也没有交。

礼拜天，我整天躺在自己的床位上闭着眼睛祷告。我不想跟别人说话，因为我实在软弱，我要到主里面去寻求庇护和力量。小组长在我的旁边他自己的床位上缝缝补补，偶尔跟我说一两句话。另一个姓钟的小组长，在下床用毛笔在帮助同组的犯人在棉胎上写各人的名字，等着集中收藏起来。

礼拜一上午，小组长对我说：“坏事了，刚才检查我们小组的报纸，发现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大幅照片的报纸上涂了许多墨。估计是姓钟的小组长不小心弄的，可是他又不承认。队长问会不会是你在搞破坏，因为一个小组只有你一个年轻的。我说不会，因为我知道你整天连床都没有下来。队长又问你‘日记’写好了没有，他要看。”我说：“写好了”，便拿给他交上去。

在那个时候，涂污了毛主席像可是大罪，平民百姓可被判刑十几年，一个罪犯更是不堪设想。我深深的感到，跟随主才最安全，一切的事有主负责；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也不知道横祸会从哪里飞来。

又过了两天，队长找我到中队部谈话了。队长姓文，湖南人，说的话我仅可听得懂；没有一点笑容，使人望而生畏；只是听犯人说，他为人却善良。他叫我在小凳子上坐下后就对我说：“你写的‘日记’我看过了，看起来你的宗教信仰很深啊！”我说：“是的”。他说：“我知道广州有许多礼拜堂，现在都怎么样了？”我说：“都被封了。”他说：“唔，我相信，那些礼拜堂以后都会还回给你们的。只是，我不管你是怎么样来到这里的，你都得遵守这里的纪律，你已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能在这里搞宗教活动，知道吗？”我说：“知道。”

我看见，那首‘从东方到西方’的歌不教唱了，中队犯人要搞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娱活动，他也不要我参加。（后来我还听说，文队长在一次小组长会议上，说过我是一个信教迷，并说他发现我那封作为遗嘱的信有问题，不能给我寄出去）。只有另一个姓姚的中队长看过我的‘日记’之后，在一次晚上点名时，没有提名的骂了我一阵子。因为我的‘日记’里有一段话：“虽然世界忘记了祢，可是祢的见证仍在世界，人们还以祢的出生来作纪年，称之为‘公元’，还以祢所定的日子来作为休息日，而且亲切地称为礼拜天。”他骂道：“二、三十岁的后生仔，又不是七、八十岁的老顽固，竟敢将我们的公元纪年和礼拜天，说成是出于他的神的，简直是反动透顶！”

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撒但魔鬼最狠的一招就是以死来恐吓我们，叫我们离开主，不再跟随祂。基督徒必须“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才能胜过它。

记得《荒漠甘泉》那里一段话：“我是一只牛，任凭神在祭坛和犁沟间来为我拣选。”祂将雅各放在祭坛上，却留下彼得、约翰在祂的工场中来负轭。这段经历让我看见，亲爱的主，祂要保守留下我来负轭。

“哦，大能的主，信实的神，我感谢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祢手里，祢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祢能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想不到的办法来拯救祢的孩子。祢告诉我们，祢曾保守了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是祢以祢的能力和奇妙的作为，保守了祢软弱无依的孩子。感谢赞美祢！”

丁、“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邓文清弟兄在河源看守所被关了二年。显然，河源县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组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判他。龙川县的保卫组将他算在我们的‘里通国外的反革命集团’之内，河源县保卫组知道那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可如果当‘现行反革命’来判，又太便宜了他，因在1968年，现行反革命最多是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因难于决定，便一直将他关在看守所。

1970年来了一个‘一打三反’运动，又一次对‘阶级敌人’大开杀戒，许多‘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1968年的‘对反革命一个不杀’的‘最高指示’言犹在耳，转眼间全国各地又一片‘杀、杀、杀、杀！’之声。监狱的干部给我们读各地的判刑广告，一张广告就有六、七十个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

新到监狱的犯人对我们说，有在看守所与他同仓的人，只是有些攻击言论，在看守所被关了二年。一天管教叫他出去，他很高兴，以为是释放他，万万想不到竟是上了杀场。

一天晚上犯人的学习时间，干部又给我们读一张长长的判刑广告。一连几十个都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接着读：“罪犯邓文清，……”，我的心‘格登’一声：“哦！我的弟兄已经倒在血泊中了！”好在最后却是：“判处无期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邓文清弟兄也被送到第二监狱入监队，其时我已经离开了入监队被分到机修中队。

看守所是只管看守犯人的地方，看守的人不管你在里面做什么事；看守所因而是一个可传福音的地方，无所事事的犯人可以整天津津有味的听我们讲圣经故事，只要没有人告密就可平安无事。邓文清弟兄在看守所时间长，传福音的成效卓著，因而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仍然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罪名。

到了监狱以后，邓文清弟兄抱着必死的决心告诉人，他是基督徒，只读《圣经》，不读毛主席的书。有监狱的管教对我们训话时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你们犯人，就一定能将你们改造好。”他们因而要求犯人要读毛主席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就是抗拒改造，就是‘抗改分子’。按照他们的斗争哲学，对抗改分子就要开斗争会来斗争，要通过‘七斗、八斗’来将抗改分子斗好。他们要开斗争会斗争邓文清弟兄了。

邓文清弟兄早早被关进了看守所，在外面没有经历过很多群众斗争，到监狱中补上了。

监狱里的犯人斗犯人也是很残酷的，犯人们除了要表示自己靠拢政府积极改造，勇于向坏人坏事、抗改分子作斗争之外，还有平时积怨乘机报复的；斗争会的声势也同外面差不了多少。虽然毛主席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又可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文质彬彬”、“要触及灵魂”的‘最高指示’来支持要打人的理由。监狱里斗争也有将人打死的，那时不像今天，监狱里死了人有誉论追究，那时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能追究。

邓文清弟兄还算好的，因为他是姓文的队长主持斗争会，文队长预先跟犯人们打招呼，不准他们打人，只叫他站在中间，犯人们围着他喊口号，一个个犯人发言，批判他们认为的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反动’、欺骗、罪恶。这样一连三个晚上。

主耶稣基督给了邓文清弟兄够用的恩典，使他心里平安。他也感到那些犯人的所谓‘批判’根本不着边际，他们只是在批判‘宗教’，完全没有触入到他的信仰。

在监狱里的这次被斗争也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在他出监后所写的《告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书》中，他说，那次被斗争使他看见，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我们是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中文《圣经》中的‘教会’，是翻释的错误，原文不是‘教会’而是‘召会’，我们要从宗教中出来，要恢复‘召会’的名和地位。

被斗争后，文队长找他谈话，告诉他：“这是监狱，只负责监管，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是在这里你就是犯人，是被剥夺了自由的犯人。我们不能强逼你不信教，仍然尊重你的信仰，可是你已经被剥夺了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你不能在这里传教。希望你能明白。”

文队长的这番话，比当时社会上肆意践踏我们信仰的情形，已显得相当明理了。出监后，我与他说起我的经历时，他说：“我当时感到奇怪，一个监狱里的管教怎么那样明理，原来是我的弟兄，已经在那里打过仗了。

事实上不单是我在那里打过仗，我从犯人和干部的口中知道，早有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在监狱里打过仗了。当我们面对撒但所掀起的狂浪，紧紧的靠着主持守着自己的信仰时，虽然看见有些无知的管教干部气势汹汹的要把我们吃掉，可是也能见到能够理解、尊重我们信仰的管教干部，这都是在我们前面走过的，神的孩子们披荆斩棘所开出来的路。

邓文清弟兄原以为自己必死，他的抗改实在是找死；他这样的抗拒，如果在外面是必死的，想不到监狱，倒成了避风港。这事以后，邓文清弟兄看见，主耶稣不要他现在为祂的名去殉道，主耶稣要他留下来作见证。

他一直是思想改造的‘抗改分子’，可是他遵守‘监规纪律’却是典范。有一次，队长安排他们一班年老的犯人去打扫监狱中的一块空地，算是给他们放放风。队长向他们宣布纪律：“扫地时，不可检任何东西。”

邓文清弟兄正在患咳嗽气逆的病，他正想能有点陈皮能下下气，就看见地上的一个柑皮，就顺手检了起来放在口袋里。这时口袋似乎有声音说：“你违犯监规纪律了”。“哦，是的，我违犯监规纪律了。”他便伸手要将柑皮丢掉，他又似乎听见那柑皮说：“你以为你将我丢掉就算了吗？你这是隐瞒错误。”丢掉又不行，他只好乖乖的走到队长面前，向队长说：“报告队长，我违犯了纪律，来向你认错。”队长问：“你犯了什么纪律？”他将柑皮拿出来说：“我检了一个柑皮，因我咳嗽，本想用这柑皮来下下气。”队长说：“给你了。”

在监狱里，我们不能传福音，不能用口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可是我们可以用行为来为主作见证。我们朝夕与管教干部、犯人在一起，他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很多时候，基督徒纯净、敏锐的，沾染不得一点污秽的良心，就是我们的见证。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描写一个虔诚的女基督徒，临终时感到曾经忽略了小儿子，没有给他以足够的母爱，在她儿子面前痛哭流泪，请她儿子原谅。这事使她儿子感到莫明奇妙，对她说：“妈妈，你这是怎么啦，我不是很好吗？”巴尔扎克将这事称为“圣女的忏悔”。 我想，我们邓文清弟兄的认错，也可称为‘圣徒的认错’。

入监队的集训结束后，邓文清弟兄被调到机修三队，每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槌小铁钉。机修三队与我所在机修一队同在一个工场。我感谢主的恩典，在外面我要见老弟兄要跑一百多里路，可是在这里我天天可以看见他。

邓文清弟兄表示‘接受改造’后，他也读毛主席的书了。他读毛主席的书后，就用《圣经》的真理去写自己的‘心得’，如他读到有关毛主席论战争的文章时，他就写了几万字的‘论人类战争’，写完了就交给队长。出监后他对我说：“我也知道他们不会看，可是我觉得我是交在主手里，交出去后我就不管了。”

他常常闭着眼睛祷告，有犯人报告到队长那里。队长问他：“你常常闭着眼睛，是干什么？”

他回答：“祷告，求主耶稣。”

队长说：“求什么，有什么好求的！”

他平静的回答：“求主耶稣赦你的罪。”

队长喝道：“我有什么罪，简直反动透顶！”

对邓文清弟兄的种种‘抗改’行为，干部也没有办法，只在每次开大会时恐吓他：“邓文清，你现在既是无期徒刑，再这样下去，你要考虑你的下场。”

他写那么多‘心得’，却从来不写‘上诉’。1977年以后，管教干部知道他的案件有错，对他说：“你的案情若在什么地方有错，你可以上诉。”

他却回答说：“你们政府弄错了，是你们的事，为什么要我上诉呢？”

邓文清弟兄被判无期徒刑，进了监狱以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出监，真是至死忠心跟随主！不管什么时候，我见他都是脸上带着属天的平安、喜乐。在他面前我深感惭愧，因我在牢狱中，常常为着妻子、儿女挂心；总盼着什么时候能够从监狱中出来。

戊、监狱里的福音使者

周咏仪姊妹原来开了一间旅店，公私合营后，就成了兴宁城商业系统中的一个职工。她是属主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果子的枝子；群众都知道她是个好人。被关进牛棚之后，红卫兵的头头总想争取她，叫她放弃信仰。叫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又找到许多破除迷信的书给她看，告诉她：“只要你不信耶稣，就可以放你回家。”

那红卫兵的头头每次见到她都问：“周咏仪，我给你的书，你有没有好好地看？”周姊妹回答：“有看。”问：“有没有学习心得？”答：“有。”问：“还有没有神？”答：“有！”最后因为她总是‘顽固不化’，‘不可救药’，兴宁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便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了她有期徒刑十五年。

她被送到第二监狱女犯入监队时，曾恩贞姊妹已经先在那里。她听见曾恩贞姊妹所在小组的犯人，用着极其无知的话‘批判’姊妹的信仰。感到若对这些人讲信仰，简直是‘将珍珠丢在猪前’。曾有一段时间她在犯人中闭口不说自己的信仰。

入监队的集训结束后，她被调到棉织车间，负责棉布的成品检验。此后，她里面感到郁闷，她不能静默下去，她要在犯人中传福音了。

她为一同工作的犯人祷告，乘机会向她传福音。一个与她交接班的犯人很高兴的接受了主，成了她的姊妹。那姊妹渴望知道神的话语；周咏仪姊妹苦于没有《圣经》，就跟她约好，在每次交班时，将一段经句写好放工具箱中，让那姊妹背下来。那姊妹的记忆力好，每天都能背一段，几个月后周咏仪姊妹感到力不从心了，因为她能背的经句都让那姊妹背下来了，她再也写不出了。

管女犯人的都是女干部。棉织车间管生产的队长见周咏仪姊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出错，对她非常信任。周咏仪姊妹身体不好，隔一段时间就患一次病，每次患病队长都将她送到监狱的犯人医院。住院一礼拜，或十天、八天又好了。每一次住院都会接触到生人，她都会留心，看有没有机会传福音。这是她的惯例，这惯例一直延续到她出监以后，每一次住医院传福音，她都能得着几个果子。

当父神将祂的独生儿子交给人钉十字架时，加略人犹大出卖祂，祭司长、长老捉拿祂、审问祂、定了祂死罪。仇恨祂的作假见证诬告祂，盲目的群众跟着祭司长高声呼喊‘除掉祂’。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却将祂鞭打、交给犹太人钉十字架，希律和兵丁藐视、戏弄祂。门徒远远的跟随，耶路撒冷的女子为祂哀哭，古利奈人西门代祂背十字架，跟随祂的女徒一直跟祂上到各各他，远远的观看事情的终局，并准备了香膏要去膏祂。兵丁分了祂的外衣，为祂的里衣拈阄，祂的母亲马利亚的心被刀剌透。官长和路过的、与祂同钉的犯人讥笑祂。强盗认罪悔改信靠祂，百夫长惊异，认祂是神的儿子，聚集观看的众人都捶着胸回去。向来等候神国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从暗暗的信祂到在人面前认祂，从害怕人的阴影中勇敢地出来厚葬了祂。

耶稣基督是神放在锡安的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盘石。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显明了各种各样人的心思意念，成就了神对世人的审判。照样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属祂的小子们的饥渴、作客旅、赤身露体、病了、坐牢等等在世上的患难、十字架来显露世上万民的心意，看他们是向善还是向恶，是爱光还是恨光，从而成就了祂对天下万民的审判。（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1-46节）

主耶稣的门徒跟随祂传道、赶鬼、医病有时，跟随祂上各各他有时。在通往各各他的路上，所能做的传福音工作实在是有限的。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基督徒在患难中传福音，主要的不是靠着口舌，而是靠着生命的传递。

己、为教会，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久

张伟胜与明慧结婚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明慧对他说：“照形势看，你要坐牢，只是你可以放心，不要顾虑，‘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不会离弃你的。神要造就你，你坐牢可以唱‘我是一只关在笼中小鸟’的诗歌；你只要思念主也思念我就行了。”于是她教会了张伟胜唱盖恩夫人写的那首‘被囚歌’。

1958年，张伟胜第一次被抓坐牢，罪名是：反动匪道门头头，反革命；判刑10年。坐了五年，刘少奇上台，于1962年获释。

获释后受管制，每有政治运动，张伟胜都会被抓去，被关几十天或几个月不定，这些事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1966年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重的，被判有期徒刑20年。

张伟胜弟兄被判刑后，先被送到梅县广东省第三监狱，三年后被调到粤北地区的乐昌县广东省第五监狱。

他被分到农业队，每天锄地种菜，吃不饱，很是辛苦。犯人吃饭有个秘诀：一盆饭界为四块，一口一块，不要嚼就吞下去，这样可以消化得慢点，少忍受些饥饿之苦。

犯人在饥饿时，看见有嫩的菜心，就摘下来往肚里吞；有飞来的虫、蚱蜢，有地下爬来的四脚蛇，抓到了马上点火烧了就吃。

前面说到，监狱要求犯人要读毛主席的书，做了一天苦工后，晚上还有二个小时令人讨厌的学习，弄得人又累又乏。每个犯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一定要保管好，尤其是里面首页的毛主席像，稍有污损就会被指为破坏。犯人中常有人要立功赎罪，陷害别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别人的语录本中的毛主席像弄坏。犯人们害怕被陷害，每次做工回来，首先是检查，看看自己的语录本有没有被弄坏。

有一次，张伟胜回到监仓，拿起‘毛主席语录本’一看，不得了，毛主席像的脖子处被指甲划了一道很明显的痕，像割颈一样的深痕。

他马上拿到中队部去报告队长：“有人破坏我的语录本中的毛主席像”。中队部不容分说，认定他这个阶级敌人是对党，对毛主席极端仇恨的，没有别人，就是他自己搞的破坏；于是就将他关在‘禁闭仓’中。

‘禁闭仓’是监中之监，每仓只关一个人，总共不到三平方米空间，只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一个供犯人盛大小便的马桶；不准挂蚊帐，一来为方便看守的人在小窗口中监视，二来怕犯人把蚊帐撕成条子自杀。

那时正当夏天，乐昌地处内陆，夏天气温很高。禁闭仓是水坭楼，上面没有隔热层，在炎阳曝晒下，人在里面好像在烤箱中一样，被烤得直冒汗。蚊蝇又多，马桶中的粪便很快便长了蛆虫，从马桶中爬出来，到处爬，甚至爬到他的身上去。

他想：“《圣经》上说，‘在火湖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怎么我还没有死，虫就爬到我身上来了呢？我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的呀！”

被关在五监的只有张伟胜一个基督徒，见不到弟兄姊妹，得不到肢体的供应，好像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使他心里发昏。他感到穷途末路，灰心绝望，实在难以忍受，就想自杀。他想就是自杀了，主耶稣也会接他回天家，因为他确实信了主，清楚得救，知道自己有永生。

他将衣服都脱光，把裤子撕成布条子抽自己的脖子，抽紧了再打个死结。他昏过去了。可是不知道怎的，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又醒过来了，摸摸那死结，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松开了。他望窗外的天空呼喊：“我的主，祢为什么不让我回到祢那里去？” 一个人独自被关在禁闭仓里，晚上蚊子成群；那蚊子是山蚊，体型特别大。饥饿的蚊子在他全身上叮，甚至往耳朵、鼻子里钻，叮得他根本无法安静片时，他就向主 祷告：“主啊！我要死，祢又不让我死；祢既不让我死，就求祢给我活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祢掩着狮子的口，不让狮子咬他，现在也求祢行在但以理身上的 神迹也行在我身上，命蚊子不要叮我。”祷告完了，蚊子真的就不叮他了，只‘蚊、蚊、蚊！’‘蚊、蚊、蚊！’的，好像催眠曲那样唱歌给他听。

他在禁闭仓被关了七十天，干部查不到是谁干的，又把他放了出来，继续坐大牢，做苦工。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到，主耶稣曾赐给张伟胜弟兄一个好妻子黄明慧，她承担着伟胜弟兄的家庭经济重担，让伟胜弟兄可以全心侍奉主。在看见有牢狱之灾要临到伟胜 弟兄时，她教伟胜弟兄唱盖恩夫人的被囚歌，鼓励他为主奔赴疆场。真是难得的一个与弟兄同负一轭的好姊妹！伟胜弟兄宝贝这个妻子胜过自己的性命。

前几次坐牢，都是明慧姊妹独自挑着家庭重担。1966年伟胜弟兄被判20年徒刑后，开始几年明慧时时会给他寄信、寄钱、寄物。后来断了，伟胜弟兄再也见不 到她的来信，就写信问他的秋兰姐，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姐回信说：“明慧已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你要顺服在上者就有美福在后，不要担心。”一连几次她都 是这样说。

又过了几年，伟胜弟兄患淋巴结核、肺结核，颈项左右两边各三个，后脑上一个，一共肿起七个蚕豆般的淋巴结，每天高热41℃，被送到乐昌雷土监狱犯人医院 里。医院里的人以为他会死，要把他送到太平间去（停放死人的房间）。只是伟胜弟兄知道自己不会死，因为主借着《圣经》上的一句话对他说：“这病不至于 死。”（约翰福音十一章4节）

他对医院里的人说：“不要把我送到太平间去，我不会死。”他们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死？”他说：“我是信耶稣的，耶稣告诉我，说我不会死。”

伟胜弟兄虽然知道自己不会死，可是牢狱加重病，心中阵阵悲怆，切切的思念自己的亲人，写信给他姐：“我想明慧已经死了，你不要瞒住我。”姐姐这才对他说实话：“是的，明慧四年前已经回到主耶稣那里去了。”

他虽然早有预感，可接信后还是犹如五雷轰顶，心中淌血，泪如泉涌。

他祷告：“我的主，祢知道我的深重苦难，祢为何站在远处？祢为何掩面不顾？……求祢记念我的妻子为祢的名所付上的一切，求祢接她在祢的怀里，擦干她的一切眼泪！”

后来主为伟胜弟兄开路，监狱医院里的一个犯人主治医生，建议他通过他的姐姐找在香港的弟弟张曹寄回一种特效药，将他的病医好了，只留下了歪嘴巴的后遗症。

失去亲人的伟胜弟兄的二个儿子，历尽了艰辛终于长大成人。

被送到劳改场的弟兄都经历过劳累、饥饿的痛苦，这里不一一述说。

这是一条血泪斑斑的十字架道路，在这条路上有痛苦、有眼泪、有挣扎、有哀叹，甚至有比死更难的剥夺。也有神无限的体谅和不止息的爱，有在祂里面的平安，有 争战得胜的凯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们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歌罗西书一章24节）

己、有主帮助，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与第五监狱张伟胜弟兄孤单的光景不同，第二监狱关了三个弟兄二个姊妹，算得上是一个团队。虽然我们被隔开在各个中队，不能聚会交通，有时就是见了面也不能说话；可是在灵里我们能感到肢体间的互相支持。曾有几次，苦难使我心里发昏，极其软弱，如果孤独无援的话，我就跌倒了。只是，在灵里的这个团队，是五股合成的绳子；我感到有另外几股绳子在托着我，我才没有被拉断。

1970年的一天，车间停电不能开动机器，队长叫我们到外面去修理一段电线，看见一班女犯人提着洗澡的热水从我们工作的地方路过，曾恩贞姊妹也在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女犯人两手提着两桶热水，曾恩贞姊妹就像小女孩那样跟着她跑。主耶稣安排了人在照顾她。在公社牛棚时，主耶稣安排一个天主教的年轻姊妹邬禄贞与她关在一起，照顾了她几个月。主耶稣一直安排在她身边的人在照顾她。求主报答赏赐那看顾她的人。

1971年后，我就再也看不到老姊妹了，每逢全监集会，我就用目光在她们队中寻找，可是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她可能是病了。

有一天，我心里切切的怀念老姊妹——我属灵的母亲：我好像看见她正在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送她。我离她很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这是咫尺天涯，我没有办法到她面前去拉拉她的手，向她说一声：“天家再见！”

“亲爱的主，祢的孩子在世界上的一切失丧，求祢以祢自己来代替；祢接我们的姊妹回去，祢拭干她的眼泪。”

出监后，我们知道曾恩贞姊妹是1971年被主接回天家，具体的哪一天不清楚。是监狱草草将她埋葬了，她的亲属于1979年她得着平反后，到监狱中去找她埋葬的地方，因埋葬的地方已经被推平做了射击场，再也无法找到。

主耶稣成就了对她的应许：让她为着祂的名死在疆场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基督徒最好的终局。《圣经》上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十四章13节）我们的姊妹是有福的，她已经得着了主耶稣要她得着赏赐。

还在被送到监狱的路上，我的脑中突然显出一个异象，我看见我在一个工厂的车间做工。后来，我真的被分配到棉织机修车间。

管生产的队长姓杨，很信任我，分配我学开一部他所宝贝的铣床。我本来是读物理的，学那些工作很容易上手。

小时候听我祖父给我们讲圣经故事，约瑟的故事使我特别感动。现在我知道，我之所以那样感动，是因为主也命定我有这样一段监狱生涯。约瑟在埃及、在狱中有主与他同在，使他手中的工作尽都顺利。我心里很有把握——主会祝福我手中的工作的。

经常会有许多特殊的生产任务，照人看来，我们的设备是根本无法加工出来的。可是因为别的工厂也无法加工，队长只好硬给我们压下来。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叫苦，我却暗暗的高兴，因为我知道，队长既将这样的任务压下来了，就是主已经将这事交在我的手里了。我就靠着主的带领，一步步的做去。我看见：没有资料，资料有了；没有工具，工具有了；办法有了。最后完成了，完成得超乎队长的要求。

有好几次，他们对我的工作感到希奇，以至监狱的领导人都来看我做工。因为外面那些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厂都加工不出来的东西，我却利用仅有的一台铣床加工出来了。

常会有这样的事，我发现我的工作现在须要一种刀具或是工具，是原来没有想到的；我到仓库看看，刚好进了一批刀具、工具，刚好有我所需要的。不要说我是个没有行动自由的犯人，我就是一个自由人，马上去广州买，来回也要几天。

生产不断发展，工厂由原来的维修小厂，发展成为一个机床厂。设备越来越多，我所做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因为管生产的队长都信任我，将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靠着主，甚至将当时被认为是最尖端的弧齿锥齿轮的加工技术，从加工刀具到几十个计算公式，直到具体加工都完美的创出来了。最后，我因着技术革新的成功，成了全监闻名的人。为此监狱破例的给了我两次减刑的奖励。

有几个管教干部本来对我很凶，千方百计的要来‘改造’我的信仰。一有什么运动又想借机打击我。我看见他们恶狠狠的瞪住我，好像要将我吃掉，心里就唱：“祂使软沙作海界限，波浪虽狂，不能再前。”

管生产的杨队长常于人前夸我，这是难怪的，因为他是慧眼识人的伯乐。我可以在他跟我的谈话中猜到他们干部对我信仰问题的争论。他对我说：“我了解你们的信仰，因为在解放初，我曾作为工作队被派到教堂中去。我们劝那些信徒不要信耶稣，就遭到坚决的反对；我们要求他同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他们就表示可以接受。”

我出监七年后，监狱中因为重要的技术问题，一个姓李的队长特特为为的辗转到我家里找到我，请我回去帮他们。我又一次见到杨队长，他高兴的告诉我：“第一次在名单上看见你的名字，因你的名字的前二个字与监狱中的一个管教干部的相同，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他的兄弟。他告诉我说是，并且说你是个聪明仔，那时我就知道你了。”

“哦主，我们感谢祢！祢实在是掌管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当祢握住我们的手在风浪中前行时，我们不必自己去测量风浪，祢能够用我们根本想不到的人，想不到的办法来拯救我们。祢要我们活着，就负责保守看顾，就是要渡过死河，祢也一直温柔的引领。敌挡祢的，虽能将我们下在监里，向我们口吐恐吓凶杀的话，可这都是成全祢旨所定的必成之事：当我们靠着祢的恩典站住地位时，祢就借着祢的孩子们彰显祢的荣耀。有祢帮助，我们就不怕世人。”

编后记：
此书写完了上、中二篇，本来计划还有下篇，叙述1979年以后的教会复兴，只是感到‘历史’必定要有一点距离，离得太近往往会‘不知卢山真面目’，加上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只好暂时搁置。我会积累资料，只是可能要由后人来续了，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要由‘后人’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