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启示录三章2-3节）

甲、教会教育系统中出身的知识份子
巴色会进到客属地方，从1855年到1949年，近一百年中的确对客属地方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福音却不普及，至1949年，据巴色会统计，信徒才有21756人。教会办的学校虽然设圣经课，重视学生的信仰，却不勉强学生要信教，（事实上信仰是无法勉强的）。绝大部分学生只是学到了世界前沿的文化、知识，却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教会依其说是传福音的成功，不如说是教育的成功。教会教育系统中出来的人才，后来有参加国民革命的，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一知半解，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倾向于将基督教的道理当成革命宣传的工具。他们中间从事各行各业的，一般的再也不上教堂；就是自认是基督徒，仍然留在教会系统工作的，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也不多。

从二千年来的教会历史看来也是这样：福音的传播总是以医疗服务、教育、福利带头，跟着传扬福音。甚至耶稣基督都是先医治病人、变酒变饼、平静风和海，显明他的身份、权能，然后引进十字架的生命之道。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我们要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争夺神为人类预备的各种资源和生存空间，却不要神；福音传到的地方，人们只要福音带来的福利、知识、文化，却不要神；许多人来到神面前，只想得着疾病的医治、神的祝福，却不要主耶稣的救恩；许多人在教会中追求属灵的恩赐，却不要赐恩典的神！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愚昧无知，真是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怜悯我们。

客属地方有个名人叫张化如，龙川县丫髻四约庄头（现紫市仁里）人。原是宣教师，后辞职上青岛深造，回来后在家乡倡办新学，倡改妇妆，设青年会，修筑丫髻公路。出任龙川县教育局长后，在龙川县城（佗城）及鹤市开办中学，在各处设现代小学，淘汰全县所有旧式私塾。再后又从学界转入军界，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任旅长，虽一度迷失方向跟随了陈耿明，可是他为国事热心，欲效法冯玉祥将军，要以基督教的精神来改造国家。

他是基督徒，革命者，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可磨灭，可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真缔——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福音真理却不甚了了。他是那一个时代崇真会公认的好基督徒，1948年还被任命为梅县神学院院长。从这里也可以看见崇真会信仰的灵性生命光景。

另一位对那一个时代大有影响的人是张复兴的儿子张新才。

张新才（1865——1949），字谷初。从小常随父亲入乡布道，深受基督道理的感染，故早期就成为较有教养的基督徒。张复兴的儿子，有条件在现代的教会学校受教育，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成为五华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他是教会的中坚，又是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力主教会自立。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带领人参加1911年的‘广州起义’，在五华鼓动革命，在辛亥革命后曾任五华县县长之职。他也是集基督徒与革命者于一身的人。

有一本龙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协助编辑出版的书《九十忆旧》，是那个时代教会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张道隆先生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教会教育工作的一些光景。

张道隆先生是张化如先生的侄儿，生于1901年，读书从龙川鹤树下乐育小学、凹背乐育小学开始，至紫金古竹乐育中师学堂，再至‘广东高等师范’（中山大学的前身）。毕业后于梅县、龙川、惠州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历任六间中学、师范学校校长。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见许多教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光景。

他坦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回忆录中对乐育小学、中学的教育，对教会牧者对他无私帮助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所看见的他，却是一个完全没有祷告生活的基督徒，不但平时不会祷告，就是遇见困难也不会祷告的人。直到他在解放后受了冤屈，坐牢回来后，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纯理性的基督徒，依其说他是基督徒，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民主革命的革命者。

他的书中曾提到他很尊敬的乐育小学校长杨复生，后来不但加入了国民党，又加入了共产党，参与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起义。

教会培养出来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个别的，而是大多数。他们心中骚动着一股爱国热情，为了国家民族而发奋读书，寻求知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我们不是说他们爱国热情不好，而是说他们不明白基督耶稣救恩的真缔，如果他们明白的话就会知道，能够救中国人的不是革命，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中国的教会里还是充斥着许多革命理论：如把凡是不参加他们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的人都说成是‘不爱国的’。许多基督徒在各行各业是模范，被承认是‘爱国的’，可是到了教会，因为不参加他们的‘三自会’，就成了‘不爱国的’，以我划线，一票否决，真正厉害；我们那些宗教界的领袖们也真‘马列’得可爱。

一百多年来奉差遣来中国传道的福音使者不可能都是好基督徒，可是戴德生说：“假如我有千万金磅，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和许多献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我们中国传福音的人对中国的爱，真使我们这些作为中国人的人惭愧。可是他们对中国的爱，是在基督里的爱，是要用他们的生命财产来换取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得救。这是与那些‘反帝爱国’的革命者的爱法完全不同的。

我们接触到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仍在中学里任教的，在他们身上大都看不见受过教会影响的痕迹；甚至有在乐育中学教书几十年后转而在中学里教进化论的。有一个在乐育小学当了几十年校长，后因阶级地主被清理回家的，在六十年代初时说：“基督教的道理是好的，教人为善，所以我们信道理，可如今共产党的道理也很好，据我看基督教可以不要了。”

有一个也是在教会乐育学校教书几十年的张硕增先生，他自以为很有‘科学’头脑，八十多岁的人竟然大讲进化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一个因疾失明的姊妹说：“你不要再信耶稣了，因为圣经是不合科学的；科学证明了人是猿猴变的，而不是上帝造的。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神就是最不讲理的，最残暴的；你人这么好，一生做了那么多善事，神为什么还叫你瞎了眼呢？”

想不到一个在乐育学校受教育，毕生又在乐育学校教学的人，对神那么大仇恨，竟挥舞着所谓科学的进化论在恶毒的攻击神，败坏姊妹的信心。有弟兄听见这些事后实在忍无可忍，找到他狠狠的骂了他一顿：“……你在教会乐育学校教一世书，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是你不打自招，承认你一生都在骗饭吃了；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骂你。可我们现在还跟你讲理，你到底懂得多少科学？懂得什么是进化论？我们今天就跟你讲进化论，……。我们希望你真能懂得科学，不要一知半解，拾了人的一点余唾，就在那里攻击神。”他被骂得哑口无言，听说后来他临终前，悔改信主了。

也有原来没有信仰，受了苦后寻求主，得着了救恩的。也有一开始就是真基督徒的，如张化如先生的二个侄子，张秉奎和张宗宪先生，他们的信心相当好，只是这样的人是“找着的也少”。

总的说来，在1949年之前，教会所培养出来的济济人才中，亲自参加革命的不多，大部分是出于爱国热情而同情支持革命的。从这里我们不但看见，由于教会世俗化，使神洁净的手必然要临到中国的教会；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潮，也可以知道，共产党的政权临到中国是必然的。

后来，那些知识分子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阶级敌人，失去了工作，有的还被关、被斗、被管制；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多数人已经死了，没有死的却又得到‘平反’。这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按照世界标准都是好人，至终得到国家人民认同。只是他们死了的，是糊里糊涂死了，活着的也还糊里糊涂活着。求神怜悯！

乙、牧者队伍
巴色会原来的总牧由德国牧师担任。经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及满清政权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促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反映到教会，就有了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巴色会原来以为是中国的牧者排外，不能接受；后来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色总会经济困难，便于1922年，由当时住河源的代总牧麦威廉，主动配合何树德，将巴色会的一切会务移交给中国本地牧者，于1924年完成交接，更名为崇真会。崇真会的总部设在龙川县老隆镇，首任教务干事是何树德牧师。

何树德，广东省兴宁县永和乡人，生于1880年，毕业于李朗神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巴色会、崇真会服务，1924年任崇真会教务干事，1943年任崇真会总牧，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牧者。1954年在老隆干事楼退休。退休后由刘恩源牧师接任。

刘恩源，广东省和平县人，1905年出生，毕业于坪塘神学院，后又往燕京大学深造。1946年任梅县神学院中文教授，1951年任副总牧，1954年接替何树德牧师任总牧。

刘恩源牧师是上面所提到的，由教会教育系统中培养出来的，集基督徒与爱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虽在教会工作，却同情、倾向革命。他的大儿子刘家修在梅县黄塘神学院就读时加入共产党，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国民党杀害。他身为烈属，任副总牧期间常靠拢政府，对何树德总牧施加压力。

1957年反右运动时，刘恩源牧师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政府组织教牧人员批判他时，当时的干事邬汉谦牧师‘立场坚定’站在政府一边，因为曾见过刘恩源牧师接待过一个后来去了香港的崇真会同工，竟作假见证说他曾包庇特务过境（在当时，离开大陆出国的就被认为是特务）。因邬汉谦牧师表现积极，就接任了总牧的位。

女传道钟慈英也因‘向青少年灌输宗教信仰’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出传道人队伍。她年老时常对人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邬汉谦牧师却是假冒为恶；他本来很赏识我的工作，可在政府面前却装作对我很凶，把我开除出队，所以我说他是假冒为恶。”

解放后，面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崇真会也同中国其它地方的‘三自会’一样节节败退，主动停掉许多教堂的聚会。老隆礼拜堂也停止了，同崇真总会一同挤在下泡水的干事楼里。

1958年公社化后，崇真会属下教堂只剩下廖廖几个。龙川县统战部有一个极左的干部对邬汉谦牧师说：“你们教会中有许多阶级敌人。”邬汉谦牧师听见后，也不开会征求其他同工的意见，竟自行在老隆教会和仅剩的几个教堂中清理阶级队伍，不但点名宣布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逐出教会，甚至将道听途说的‘反动分子’也公开宣布逐出教会。（在政府的阶级敌人名单中，只有地、富、反、坏、右，还没有反动分子。）后来有人反映到省宗教局，省宗教局的人说那不是政府的决定，并说政府的政策是：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人都允许到教堂参加礼拜。

有人就此事问责邬汉谦牧师，他说是听某干部的话这样做的。问某干部，回答说：“我说你教会中有阶级敌人，却没有叫你将他们驱逐出教会呀。”

在那‘越左越革命’的年代，邬汉谦牧师还是‘左’过了头，这样的比‘革命’还要‘革命’的牧师，在中国其他地方我们也见过，只是为数不多。这样一来，也使他这个‘总牧’变成了‘无兵司令’，1966年8月30日，文化大革命时终被红卫兵逐出崇真会总部——龙川老隆干事楼。后来还在看守所坐了约一年监牢，但愿是出于神爱的管教。

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传道人被打成地主，照人看来虽有不少是被冤枉的，可是神若不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18节）人虽然会错，神却没有错，这是出于神的管教。那些牧者教导人要积财在天，而自己却积财在地。

有的牧者本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仰，解放后就离开了传道岗位。有一个传道人叫张惠安，梅县神学院毕业，由于他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作助教。他的妻子卓雪梅也是爱主的传道人，解放后苦苦求他留在教会传道，他还是离开了教会，作了医生。

有的牧者虽然是真基督徒，可是在真理上却糊糊涂涂。曾在通衢教会待过很长时间，以后又到五华岐岭教会牧养的黄锡基牧师，在通衢教会复堂的讲道中说：“……圣经教导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因此我们要听神的话，也要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就是听神的话。为使大家容易记，我编了一首歌，现在来念给大家听听：‘听神话，听神话，完完全全听神话；听党话，听党话，完完全全听党话。听神话，听神话，永永远远听神话；听党话，听党话，永永远远听党话。’”

弟兄们向他质疑：“文化大革命时，党叫我们不要信耶稣，要信仰毛主席，是否也要听？”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当纳粮的要纳粮’，‘当纳税的要纳税’，‘当尊敬的要尊敬他’。”

弟兄们说：“你说的是‘完完全全’，‘永永远远’啊！”

一个牧者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的原则都分不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刚过，教堂早已被没收占用，三自会也已被冲毁，聚会处背境的弟兄姊妹先在自己家里聚会，人多起来时，政府又不得已要‘落实政策’；一方面将教堂还给教会，让他们回到教堂中聚会，（没有弟兄姊妹起来的地方，直到现在教堂还仍旧被占用着，如1877年就开始的龙川县最早的博石下教会的教堂——船亨水口福音堂，至今没有归还。）又将崇真会原来的牧师请出来，让他们去‘领导’那些家庭聚会起来的信徒。有一次，崇真会的一个牧师在聚会时与一个聚会处背境的弟兄的一番对话可以看见崇真会的牧者灵性生命荒凉的一些光景。

因为聚会处背境的弟兄强调凡事要按圣经的教训去做，洗礼要浸礼、擘饼要一个饼一个杯、饼要无酵饼、酒要葡萄酒、不能吃血、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等等。

牧师感到希奇，问：“是不是你们什么都按圣经的？”

弟兄也感到希奇反问：“不按圣经按什么？”

牧师问：“凡事都按圣经，你们能吗？”

弟兄答：“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按照圣经，请你指出来。”

牧师想了几分钟，说：“圣经要求我们要爱人如己，你可做到吗？怎么说你都是爱自己多一点吧！”

弟兄回答说：“请注意，爱人如己是圣经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在圣经新约中，主耶稣的要求更高；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使徒行传十三章36节），做王的人还能说是服侍人吗？能，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人。主耶稣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照样，今天我们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舍己为弟兄姊妹，不是我不吃了，让弟兄姊妹吃，我不穿了，让弟兄姊妹穿；而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对于这更高的要求，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圣经上记着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使徒行传十三章36节），做王的人还能说是服侍人吗？能，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人。主耶稣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照样，今天我们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舍己为弟兄姊妹，不是我不吃了，让弟兄姊妹吃，我不穿了，让弟兄姊妹穿；而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我有没有做到呢？你如果不问，我也不好说，因有自夸之嫌；你既然问了，就请恕我回答你了。我从监狱中出来后，出国的门就为我敞开着，人们都以为我在国内受够了，这次一定会出国的了，可是我明明知道留在国内仍然会面对着逼迫，却为着福音的工作留下来了，这就是我按照神旨意的舍己爱人。”

也有信仰虔诚的好牧者，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钟慈英、卓雪梅等，龙川老隆教会的最后一任牧师徐向豪也是一个信仰虔诚爱主的牧者。他为人谦卑，能虚心寻求真理，受过‘福音书房’出版的属灵书藉很大影响。因他不说违心话，政府组织的每一次传道人学习班，他都是受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时在牛棚中受尽红卫兵的折磨，被绑着一双手吊起来，时间久了，使手失去了知觉。后被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时连揣碗、拿筷子都不能。只是他因着牧师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后不敢违背政府的旨意，政府叫他要禁止那些不参加三自会的人站讲台，他只能违心的执行，常对人说，他是无可奈何。

我们是神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我们要谦卑的在神面等候，在神面前寻求真理，要竭力持守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真道，却不要高举自己的领受，好像自己是主人那样去勉强别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在启示录第二、三章中，教会有七个类型，有的教会虽然很不好，甚至是‘名生实死’，可是主耶稣基督承认她，我们不要自以为比主耶稣更属灵而否认她。我们要抵制邪教、异端，为真道竭力争辩，却要包容在基督里的不同领受；保罗和巴拿巴因着马可而争辩、分手，这中间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广州三自会的牧师，因为容不得林献羔自树一帜的家庭教会，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将他压下去，向政府献计献策，曾在中国的开放前沿的广东首先弄出一个最保守的，连丁光训都提出批评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地方法来。在客属教会中却几乎没有像广州那样的牧师，他们比较宽容，像五华的刘伟业牧师、魏宜嘉牧师，他们按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侍奉主，不会勉强人参加三自会。

丙、草、木、禾秸的建筑
“祂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诗篇106篇15节）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哥林多前书三章11-13节）

翻开差不多二千年来的教会的历史可以看见：教会的种子是真的，满有生命力的，教会的发展是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力，靠着圣灵不断的工作。可是教会是在世界的包围中生长的，这世界卧在恶者的手下，充满了撒但的工作。

福音刚开始时会遇着逼迫；逼迫是坏事，会使胆小者离开主，逼迫也是好事，会使真正的基督徒经受考验，使他们的生命长进，使福音广传。逼迫若不能将福音之火熄灭，撒但就会利诱，这是撒但对教会更具破坏力的工作。撒但把稗子撒在教会中，使腐败在教会中漫延，甚至使教会变质。从一开始，教会就面临着：外面的逼迫、里面的腐败、异端的侵蚀几种危险，普世的教会是这样，客属教会这一个多世纪来的历史也是这样。

上面曾经说过，‘敬虔主义’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缺点——不重视教义的教导；当他们在充满着生命力时期，这种缺点几乎可被掩盖，只是当起初的热心渐渐冷却后，这个缺点就突出起来了。

第一代的基督徒，因为聚会的地方是在樟村，地处交通极不方便的偏远山村，周围其它山村，如五华的粘坑、源坑、双头、大布坪、模石径，龙川的博石下、鹤树下等，离樟村少则一、二十里，多则四、五十里。每逢有重要的主日聚会，如外国牧师来了，要洗礼时，弟兄姊妹就要早早的起来，吃了早餐，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到樟村去。因当时外面有逼迫，为掩人耳目，有的还要带着到山里割卤草、砍柴的工具，参加完礼拜后，就在半路上的山里将预先准备好的柴草挑回来。从这些事，可以看见弟兄姊妹的心里是何等的火热。

后来，福音向外扩展，在许多地方建了教堂，因着教会在饥荒时有粥普施，有乐育小学可以让小孩免费上学，外国牧师还会介绍贫困的弟兄姊妹移民南洋等地去谋生，（梅州因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凡是福音最初兴旺的地方都是侨乡；马来西亚的东马，客家话成了当地的主要语言之一；当初的移民大都是敬虔的后代，到现在，马来西亚还是世界上基督徒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地区）。

很多人因着世界的利益加入了教会。教会的乐育学校、现代医院里培养了许多精英人才，聪明人看见在教会系统里可以找到好的出路，没有重生经历的人也去读神学院，毕业后就出来当牧师。徐复光晚年时慨叹：“今之奉教者，皆钱心钱意”了。

再加上儒家文化的侵袭，慢慢的就以善恶的说教代替了生命的福音。强调遵守十诫，又没有生命力量的支持，失败累累便习以为常。一般信徒的想法：‘人是软弱的，无时不犯罪的，犯罪不要紧，耶稣会赦免；只要信上帝就可上天堂’。若问有的信徒：“你为什么要信上帝？”他会回答：“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是无神，我信其有，在我不会很亏；若有神，我却信其无，那要下地狱，可就亏大了。”

那时北方有地方，信耶稣不叫信耶稣，不叫信教，而是叫‘吃教’，因为去到教堂里有吃的。客属地方‘文明’一点，叫信‘道理’；这个名字叫得相当准确，因为事实上这时的教会是“按名是生的，其实是死的”，人们信的不是复活的基督，而是死的道理。‘道理’也不是圣经纯正的道理，因为‘敬虔主义’本身就不重视教义，不以圣经为绝对的权威；教会的‘道理’只是圣经的一些道理同儒家道理混合在一起的‘人的道理’。

这时也不是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只是凤毛麟角、廖若晨星，济济一礼拜堂中会有几个，常常不是教会中的牧师、长老，而是默默无闻的老者或太婆。

在说到教会复兴时，我们最常强调人数，很多人开一次布道会，就把凡是到台前来决志的人数，或是填了一张表的人数都收进自己的成绩账单，宣称带领了几千几万人，甚至是几百万、几千万人信了主。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圣经》又记着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哥林多前书三章13节） 我们的草、木、禾秸的成绩单，在神面前并不算数。神要看看我们的建筑工程能不能经得起火的试验。解放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就是一把把火，文化大革命是比寻常更加七倍的热火寚。这火烧得那些看似兴旺的教会几乎荡然无存。

也有真的金、银、宝石的信仰，这样的信徒在火寚中炼得更为纯净了。这不奇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数以千、万计，敢于进火寚的只有三个人。三个人并不孤单，因有神之子与他们在火寚中同行。神常常不要多，而要真；我们要接受教训，特别要注意‘质’，因没有‘质’就没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