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明在一起的日子，我只 是一心想留着他，为着讨好他，我没考虑到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也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有了他的小孩，便能够令他留在我的身边。结果，我真 的怀了他的孩子，我天真的以为他会因为责任而选择跟我在一起，然而责任并不会令一个男人的甘心乐意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相反，只会令他想第一时间以九秒九 的速度逃跑。

03年1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明的小孩，我第一个反应并不是担心，而是暗暗的高兴，虽然我明知道他不会要这个孩子，但 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也总算是怀过他孩子的女人，道义上他总不能撇下我不顾，我也因此可以博得他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是的，最初那几个星期明的确对我照顾有加，我还记得那天我做完堕胎手术之后，他跑到老远给我买了一杯木瓜鲜奶，那一刻 我竟然觉得自己有点幸福。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然而，当局者迷，我们都仿佛被蒙蔽了心眼，我们的盲目使我们不自觉的被对方牵引着掉进漩涡，我 们的孩子却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因为当时我已是成人年，所以只需花费几千元，妇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便会签名证明我不适合怀孕，合法为我进行“终止怀 孕”手术。那天早上，明陪我到达私家医院办了手续，我换上手术袍躺在床上等候，隔了一会，护士来到把我推进手术室，进到手术室后麻醉师问了我几个问题，之 后帮我全身麻醉，他数完一、二、三我便失去知觉了。醒过来，我又回复本来的模样，麻醉药散了第二天便如常上班上学，整个过程我都没有痛楚和不适，然而这种 麻木和无痛让我更觉心寒。我不禁要问：那曾经存在于我子宫里的是生命吗？如果那是生命，为什么我完全感觉不到？手术的名字是“终止怀孕”，没提到“胎 儿”、也不牵涉“儿女”，就像我、明和医生的真空吸管一样冷静、理性与无情。

我把木瓜鲜奶喝掉了，同时也把他的爱喝光，手术过后不到两个星期，我和明再次分手了。两个月后，SARS疫症侵袭亚洲 及美加等地，每天打开新闻版都是感染和死亡数字不断攀升的消息，指责政府官员失职之声此起彼落，及后淘大花园E座整栋被隔离，自从那一天起我不敢再看新 闻，我觉得需要被隔离的是我，仿佛唯有这样做才能活得不那么痛苦。

那时候，学校停课，上班要戴口罩，酒吧的生意惨淡，我的学生也用不着补习了，平日熙来攘往的铜锣湾俨如死城。我把自己 完全投进了文学和电影的世界，以虚构的情节、感官的刺激、人造的新鲜感来麻醉自己，好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没那么无聊和绝望。

4月1日，有人恶作剧在网上发布假新闻指香港宣布成为疫埠，人们争相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我什么也没有做，约了跟我一 样无聊和绝望透顶的朋友一起到电影院看刚上画的电影。入场前的十分钟，我收到电话短信得知陪着我们长大的歌星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跳下来过身了，我不敢相信， 然而经过查证，肯定这是事实，我也只好默然接受。

那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钢琴战曲》，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很清楚。故事讲述一位犹太钢琴演奏家如何在二次大战的大屠杀期间 不断的逃命，性命最后留了下来，只是心灵已经残破。离开电影院再次踏进无人的铜锣湾，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想到未来，不禁悲从中来，觉得跟末日很接近。我 和那位朋友在寂静的街上彼此对望，有一刻我真的好想抱着他大哭一场，结果我还是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有女朋友，只是因为她在英国读书，才时常相约我出来 看电影，我不想伤害他的女朋友，离开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因为在那动荡的时刻，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明天是否还能够相见。

一次堕胎并没有令我和明从“爱情无间道”中爬出来，我们仍然断断续续的走在一起，我继续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来博取他的 同情和关心，他继续以赎罪者的姿态来博取一刻的平安，那段日子我们都把彼此折磨得很厉害。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都痛恨对方，却又离不开对方，我们之间除了吵 闹和性之外，已经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04年9月8日，24岁生日的前夕，在赶赴朋友为我举行的庆祝派对之前，我到药房买了一支验孕棒。到达约会地方后，寒 暄了一会，我便到洗手间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呈阳性反应，我再一次怀了明的孩子。从洗手间出来之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继续跟朋友一起吃饭、切蛋糕、拍照和 喝酒……那一刻，我发现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发现我已经冷静得不像一个人。

过了几天，我患了一场大病，一直在发烧，那时候我刚毕业，并开始以特约模式在传媒工作，稿酬要等三个月才收到，我穷得 连看医生的钱也没有。我唯有厚着脸皮打电话给明，告诉他我没有钱，请他陪我去看医生，他很生气，怪责我怎么可能连看医生的钱也没有。

他在逼不得已之下，唯有陪我去看医生，那位普通科医生知道我有身孕，追出来说要改用一种适合孕妇的药，以免伤害到腹中 的胎儿，不过药费会比较贵，我把事情转告明，他的反应很大，忍不住在医务所大骂了我一顿，我忘了他到底骂我什么，只记得他真的很凶，因为他从来没试过那么 凶。

之后，我们去看妇科医生，做了验孕测试后，护士吩咐我们在候诊室里等候。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我已经不 想哭，因为我知道再哭下去也没有意思，只是我控制不到我的眼泪。明不发一言，我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身体一直在抽搐，姑娘问我什么事，我便告诉她我正在发 烧，她把探热针递给我，我又继续流泪。

后来护士喊我的名字，我们便进去见医生，她已经替我做过一次“终止怀孕”手术，甫坐下来，她便告诉我验孕结果呈阳性反 应，托一托老花镜，然后随手拿起月历说：“我安排你明天做手术吧！”那一刻，我呆了，我没说过要做手术啊，怎么决定权好像落在她手上，我来找你验孕就代表 我要堕胎吗？

我告诉她我明天不能做手术，要给我一点时间，我觉得要认真考虑一下，于是她把手术延后了几天。离开医务所的时候，明继 续不发一言，我不想活受罪，便跟他说我自己回家可以了。那时候，我身上的钱只够坐巴士，于是从旺角信和中心走到油麻地逸东酒店坐巴士，我提着手提包，里面 是记者用的笔记簿、一大叠跟访问有关的资料，那一刻，这些都变得很沉重，路也变得很长。

我很想把孩子生下来，我喜欢小孩子，我怕如果我再堕胎，以后我没有机会生小孩，可是……
我连看医生的钱都没有，如果发烧的是我的小孩，怎么办？我可以给他什么？要带着孩子领取综援吗？

“我不想将来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你拖着两个小孩、挽着几个胶袋跟我抱怨生活困难，而我只能看着你叹一句爱 莫能助。”这幅图画一次又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

“早知就不生你们两个，带你们来这个世界受罪。”从小到大妈妈都这样跟我讲。

那时候，我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因此再一次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几天后，我按着约定的时间到了医院，医生再一次把我推进手 术室，再一次把我麻醉，再一次把真空吸管放进我的子宫，再一次……

这一次，没有木瓜鲜奶，什么也没有，明只来付款便离开了。

作者：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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