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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
现为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创办人及院长、《文化中国》学术季刊总编辑、在96年入选成为世界名人录500位杰出成就人士之一，更是剑桥名人录二十世纪二千位代表性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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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骂中国也不讨好中国
也是一九九九年的时候，领事馆发现我在时事评论上常常有很多意见，是比较理解中国的。因为海外一般是骂中国，一口否定中国。而我是比较同情中国的，因为我 常常回来，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那么我就平衡了很多对中国无理的批评。在领事馆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自己人在内部提啦，不要在外 面讲。他们听了以后，就推荐我直接跟国务院反映，认为这样可能更有效果。他们希望我能够在海外提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中国国内又没有注意到的，西方抓住 问题就批判，海外的提醒对中国建立自己的形象很重要。一九九九年我就开始跟国务院对话，每一次到北京都到国务院跟他们见见面，提一些建议，一直到现在我们 的对话都很成功。我觉得中国政府是非常开明的，也愿意参考很多的看法。这就变成了我们工作的一个层次，就是与中央的领导者和地方的领导者的对话。
我们完全中立，也不想讨好中国，我们都讲真话，实际上中国也想听真话，不想听你赞美它。你对外的时候可以赞美它，但是对内的时候它想听真话。
一直以来，这个对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我写了好多的建议书，我发现中国不少地方是有采纳的。我知道中国在人权宗教自由这些方面是真的想改变，但是也不是明天就可以改好的，所以它是一步一步进步，在法律上也做了很大的改进。
从一九九三年我回来到现在，中国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官员的素质越来越高，官员对自己的要求也相当的高，这些改变都是很让人惊喜的。我去过三十多个国 家，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中国，当然七大工业国都比中国好。中国的这种努力，人民向上的风气以及中国制度改革的方向都是令人欣喜的。当然腐败还是 有，但是中国起码在惩治。所以，这一切你发现中国很有希望的。我也慢慢看见中国越变越好，每一次来法律都有一些改变，规定都有一些改变，所以这是中国改变 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层次，我自己在大学有很多交流，我也成为好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山大学请我当了博士生导师。我常回来讲课，学生都非常好，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也有 很多通过E-mail和我讨论人生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人生很空虚，想找人生的意义，但是找不到，就只好赚钱，但又不想只是赚钱，这是他们很特别的表现， 所以年轻一代是有理想的。从最好的大学到一般的大学我都有教，里面都有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且我和好几十个著名学者有对话，发现中国知识界非常活跃，思想 也有一定自由的空间，好像到了最近这三四年以来，学术和自由度比从前增加很多，这个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很多不同意过去意识形态的说法都可以讲出来。
承蒙梁燕城博士授权转载，摘自《心灵有约》一书。
作者：梁燕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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