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块可以办一点事了，结果我们就开始办《文化中国》杂志，我写的宣言就是《重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我说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也不 再是内部斗争的问题，而是内部腐败的问题，是灵魂扭曲的问题。因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国自己提出的民主法治等未来的理想，首先在文化上精神上需要有 一种基础，属于灵性的基础，而不仅是实用的。当然实用可以突破过去的那一种教条性，但是比实用更深的要求还需要精神的东西，需要道德的东西，因为有了道德 才更实用。（每个人）不仅是为了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义″，为〝义″而活，为〝义″而贡献的时候，结果是对社会贡献更大。我们研究西方基督教清教徒，他们 有重大的经济成果，他们是非常有道德、也非常有宗教承担的人，以他们的道德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社会，而信任的社会，或者说诚信，才会有专业的道德，职业的 道德，这样才会有银行的制度，银行要贷款给人，如果人都没有诚信跑掉你怎么办？只有在一个诚信的社会，银行才能够出现，而这才有市场经济的开始。清教徒们 用一种很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就了财富的累积，但是他们累积财富不是为了财富的利益，而是为了崇高的精神——为了荣耀上帝。他们有这一种非常崇高的追求的 时候，就形成了经济繁荣，而他们经济繁荣的同时又有很好的法治和道德的基础，所以不会变成一种腐败的经济。

那么我发现中国那时候已经开始出垷腐败现象，怎么办呢？我就想我们要建立一种新时代的文化，不仅是把那一种腐败的文化来重讲一遍，要有一种吸收不同的文明 成果的一种新文化，也要跟世界来对话。所以我们第一期的《文化中国》就讲：〝从对抗走向对话″。因为那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后，西方跟中国很对立，也很难对 话，那么我身处在西方也非常焦急，西方对中国看不起，封锁中国，对中国也没有好处。怎么样可以维持一个对话，而带出一个新的突破的可能性呢？这已经成了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想不到我一提出来，就到处回应得非常强烈，而我们所出的一个非常高层次的文化刊物也得到了各方面大学者的支援，因为在海外华人里面还没有 一本纯学术的刊物，这是完全没有经济效益的，是很难办得出来的。六万块钱也只能试办一两期看看（江按：指《文化中国》），开始也只有一个编辑，一个我，一 个秘书。我们用的办公室还是人家给的，不要钱。那么我就全世界去奔走，去募款来支援我们〝重建中国人的骨气″的工作。那时候我发现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因为 第一要放弃薪水很高的工作；第二，奔走筹款是很难做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很不好意思的做法，一种很羞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为了中国还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