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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歷史）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二）
上海、山東、北京的自立會
香港 李金強
除了閩南長老會首開自立外，至二十世紀初山東、北京及上海相繼出現自立教會。其間之關鍵乃在於晚清十年（1901-1911）收回權利運動及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所致。民國時期所頒臨時約法，保障國民宗教信仰自由，教徒遂由前此「教民〞地位轉為國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並得以向政府註冊，自建教堂，從而促成二十世紀中國教會的自立，基督教自此成為中華文化與社會成員，而中華基督教亦由此得以確立。以下分述上海、山東、及北京的自立教會：
上海中國耶穌教自立會（1906）：由上海閘北長老會俞國楨於1906 年所創設，俞牧鑒於基督教入華乃由不平等條約所致。而官紳每每視入教信徒為教民，時相迫害，引致教案，中外交涉嚴重，至有庚子拳變的國恥，對國家與社會創傷尤多。故力主華人教會自立，故有該會之創設。該會被王治心譽為「在當時的自立運動中成就最大」。1903 年，俞氏與謝洪賚（1873-1916）、高鳳池、李恆春、宋耀如（1886-1918）、黃家楠等十三人於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基督徒會」，倡導教會自立，並於翌年出版《基督徒報》季刊，鼓吹自立言論。日後山東、京、津的自立運動，大多受其影響而產生。至1906 年，俞氏再邀集同志，出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張「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義普傳」，並向蘇松太兵備道瑞澄呈報獲批，藉此尋求本國政府對傳教的認可。至1910年，俞氏代表全國教會，上書朝廷，要求挽回教權，取消不平等條約中的保教條款，時值清季十年（1901-1911）各省立憲派鼓吹收回權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俞氏此舉，無疑說明此乃基督教與清季中國民族主義合流之重要歷史時刻。上述活動，隨即受到上海西教士的強烈批判。
1911 年辛亥革命後，俞牧提出「中國的歸中國人」口號，遂與西差會斷絕關係，自行發展。並出版《聖報》月刊，繼續透過文字，鼓動全國華人教徒自立，各地相繼響應，紛紛成立支會。至1920 年，全國十六省共設支會189 處，會員一萬餘人，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於上海，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者遍及十六省及南洋各埠代表一百二十餘人，以浙江、福建人數最多，隨即成立全國總會，互選會董35 人，並共推俞氏為總會會長，頒布全國自立會章程。至1924 年，全國增至310 多個教堂，1932 年則有教堂309 個遍佈20 多省及南洋各處，為該會發展的高峰時期。同年年底俞國楨去世，自立會始見轉衰。
俞氏創設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實為我國信徒要求挽回教權，脫離西方宗派差會，自創本土教會的先河，意義尤為重大，此舉促成二十世紀華人教會時代的來臨，由此觀之，該會可視為華人「獨立教會」模式的誕生。
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1912）：1885 年，由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所創設「登州文會館」的畢業學生鄒立文等40 餘人，發起組織山東「酬恩傳道會」，並透過捐獻，積聚基金，謀求日後自立自傳，是為山東教會自立運動的源起。至1912 年由劉壽山，隋熙麟繼起組織自立會，時山東當局為求收回本省傳教主權，都督周自齊，於濟南商埠撥地，給予建堂，永遠免租，遂大興土木，於1915 年，正式成立中華基督教自立會。設董事會，推選劉壽山、隋熙麟、王元德、劉思義、劉滋堂等十二人為董事，主持會務，會中信徒，大多為工商界人士，富有財力，樂於捐贊，經濟由是自主而教會得以自立。其後擴展至青島、煙台、濰縣、大辛店、台東鎮等地，故於1926 年成立「區議會」，每年開會一次，聯絡山東各地的自立教會，該會日益發展，影響並至山西，促成太原信徒起而創設自立會。上述山東華人信徒努力自立，創設本地新教會，然卻未與原來所屬宗派差會，完全脫離關係。反而與宗派教士「情感融洽，同心宣傳主道」，並且「敬西差會之教士，尊如師長，得其協助指導亦頗不甚少」。由此觀之，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與宗派差會關係極其密切，並受其指導。以濰縣自立會成立時為例，曾上稟長老會差會，請求批准，並邀宣教士出席參加該會的自立慶典。故山東自立教會或可稱之為宗派系統內具有「師生關係」的自立教會模式。
北京中華基督教會（1912）：亦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1912 年由北京倫敦傳道會牧師誠靜怡（1881-1939）所創設。此會乃受天津「中國基督教會」之影響而產生。原來天津倫敦傳道會傳道張芝庭，早已呼籲組織自立教會，可惜於1908 年去世，堪稱繼志以歿。至1910 年，繼由公理會的楊寶慈、張伯苓（1876-1951）等聯絡各宗派，合組自立教會。其中張佰苓出身天津水師學堂，目睹甲午戰爭北洋艦隊覆沒，感觸尤深，決定以教育報國。日後創辦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為著名之教育家，信教後起而提倡自立。「蓋合眾會為公，不為一會之分子」，採用聯合方式，創設自立，是為「中國基督教會」之成立，該會乃由倫敦會、美以美會、公理會、聖道堂及長老會合組而成，並由美以美會劉廣慶出任會牧，會友以學界、紳商及政界為主，多屬小康之家。
而誠靜怡早年於1898 至1900 年間，在天津接受神學訓練，稍後至英國攻讀神學，至1908 年回國，出任北京倫敦會米市胡同的傳道，1910 年被按立為牧師，此後並以推動自立本色教會為己任，成為民國時期教會推動自立與合一運動的重要領袖，誠氏至1912年，邀約天津張伯苓、劉廣慶等四十餘人至京，召開千人大會，正式創設「中華基督教會」。並獲得倫敦會支持，送出東直門外福音堂及崇文門外東柳樹井福音堂，作為該自立會開基的根據地，於1913 年向內政部立案，獲准成為教會。稍後又獲贈崇文門內米市福音堂，寬街公理會布道所及其它房屋，擁有五處堂會，遂成立一區會。該會成立宗旨，強調「聯合中華基督教各教會合力進行，共圖自助、自治、自傳以為基督生活的表徵„„。」由此可見，該會乃由各宗派採行聯合及合作形式的自立教會，故可稱之為宗派系統「合一化」的自立教會模式。
綜觀上述閩南、山東、北京及上海四種自立教會模式，可知前三者乃屬於宗派系統內的「中西合作」、「師生關係」及「合一化」的揉合模式，與宗派差會仍然保持關係。至於上海則屬完全脫離宗派，開創獨立教會的創新模式。就上海模式而言，至二十及三十年代，影響一批具有靈恩色彩的華人教牧、信徒，起而組成「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聚會所」（小群）、靈糧堂等地方教會，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華人獨立教會的典範，其重要性於此可見。（作者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作者：天人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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